前沿資訊!錢多事少的工作，可能毫無意義

當你在周一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公司，卻發現整棟樓都不見了，你會是怎樣的反應？如果你不在意，并且周圍的社會也不怎么在意，那么，你終于丟掉了一份“狗屁工作”。

這是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Bullshit?Jobs：A?Theory）一書中設想的場景，也是他提出的最容易鑒定“狗屁工作”的方法——假設這個職業“嗖一下”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么樣？

(資料圖片)

格雷伯堅定地認為，如果護士、教師和垃圾清理工轉瞬之間不復存在，我們的生活將會“迅速陷入困境”。但是，“如果消失的是這個世界所有的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員、公關研究員、金融策略師、電話推銷員、企業法律顧問，那人類是否會面臨無法生存的情況，就不好說了”。

人們需要在工作中感受自我的意義

從理性的角度考量，人們常常傾向于選擇消耗最少卻能獲得最大收益的行為。按照這個邏輯，不用做事還可以拿錢，應該是一份絕佳的好工作。可格雷伯卻認為，“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就是“狗屁工作”——哪怕它能帶來不錯的收入。

根據他引用的民調數據，有37%的英國人覺得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沒有貢獻，40%的荷蘭人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盡管這些數據遭到了一些學者的反駁——劍橋大學社會學家援引歐盟的數據，認為“狗屁工作”的比例在10%以下。但無論如何，提出問題依然是必要的。

現代工作與日常生活的關系，甚至用“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工作之上”形容也不為過。工作占據了我們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們想要在工作中施展自己的能力，這本身就是目的。”阿爾·吉尼和特里·沙利文的研究指出，工作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還有極其重要的定義自我的能力。

然而，“狗屁工作”使勞動失去了“創造的神圣性”，人們很難通過工作來找到自己的意義——于是轉向了消費，用我們穿的衣服、聽的音樂、追的球隊等來表達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便是強迫人無休止地做一件明顯毫無意義的工作。格雷柏甚至將這種影響認定為“精神暴力”，“會讓這個人的創造力、想象力逐漸走向枯竭”。

中產階級職業更容易受到“狗屁化”影響

接待員格特的工作是，每天接一兩通前臺電話，然后保證接待臺上的糖果盤里有足夠多的薄荷糖。

這是格雷伯劃分的五類“狗屁工作”之一的“隨從”工作，其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為了襯托他者的重要性，比如接待員就是為了讓公司看起來更嚴肅專業。除此之外，還有“打手”“拼接修補者”“打鉤者”和“分派者”四類“狗屁工作”。

負責影像后期制作的湯姆經常會接到一些廣告業務，需要修飾畫報上的明星外表，讓他們看起來頭發光亮、皮膚無暇。湯姆認為自己的工作分為兩部分：制造需求，夸大號稱能解決這些需求的產品的效果。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清楚自己的工作會“潛移默化地改變觀眾心中對真實外貌與身材的認知”，然后引發人們的外貌焦慮，從而“成功幫助客戶推銷出那些其實并沒什么用的產品”。

這一類工作被格雷柏概括為“打手”，它常常帶有一定的操縱性和進攻性，甚至會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他認為，大部分廣告從業者、公關專員、電話推銷員和企業律師都符合這類情況。

拼接修補者的崗位則是為了解決某個本不該存在的問題。“就好像發現房頂漏水后，房主覺得找專業人士修理屋頂太麻煩了，于是就在漏水處下方放了個水桶，然后雇人全職來照看這個水桶，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這類工作的創造者不是一開始就解決問題，而是在損失達成后，再去雇用全職員工來處理這些損失。

“狗屁工作”甚至還要包括一些輔助性行業，例如給狗狗洗澡、外賣送餐服務等，“所有這些工作的存在不過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花費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

凱恩斯曾在上世紀30年代預言：“到20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以至在英美等國家，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15小時。”然而實際情況并沒有這么發展，我們每周工作40小時甚至50小時，雖然實際有效工作時間可能確實不過15小時。

格雷伯認為，中產階級職業要比工人階級職業更受“狗屁化”的影響。美國《2016-2017年度企業工作狀況報告》顯示，辦公者花費在個人實際工作上的時間從46%降至39%，而電子郵件處理、無用會議、行政工作的時間花費，則都有2%-5%的增長幅度。

在格雷伯認定的“非狗屁工作”名單里，有護士、公交司機、牙醫、街道清潔工、農民、教師、維修工、園丁、消防員、水管工、記者、安全檢查員、裁縫、警察等職業，并且“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

工作時間到底是誰的

老板雇傭的究竟是員工的工作能力，還是他們的時間？人們為什么要“假裝工作”？這是格雷伯小時候做洗碗工兼職時就遇到的問題。

在遇到餐廳爆滿的情況后，為了證明自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洗碗工”，他和其他洗碗工齊心協力刷完了一批又一批的碗。在忙完休息時，老板發現了他，問他為什么在偷懶：“我不管現在有沒有碗需要洗，你們現在的時間就是我的！下班后你們愛怎么混怎么混，現在都給我回去工作！”于是他們被派去刷亮那些已經刷過一次的踢腳線。

格雷伯很快就吸取了教訓：工作時效率不要太高。“被迫做出假裝工作的樣子，是我們遇到的最大羞辱。因為根本不可能假裝，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這不過就是純粹的侮辱，就是老板想要施展他的權力而已。”

既然員工的時間屬于支付工資的老板，因此大多數員工也會喜歡用各種方式“搶劫老板”。為了在自己的“狗屁工作”崗位上待下去，他們不得不假裝工作。

有人在上班的同時進行即興音樂創作，從枯燥乏味的會議中提取出元素，創意性地融入放克音樂里。有人工作3個月，寫了一部戲劇出來，因為他的主管對工作時長要求很高，但對工作效率漠不關心，“具體在做什么他不管，只要比他下班晚”。

但更多人被困在辦公室里無事可做的時候，很難想出辦法有價值地打發時間。“利用這些碎片化時間去投入需要思考和創作力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個人足夠勇敢和堅定。”此外，幾位英國學者曾經發現，如果一個工作不辛酸、不付出，就不會有工作的意義感。“摸魚”雖是一味解藥，但它終究不能解決根源性的困境。

關鍵詞： 毫無意義 中產階級 在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