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上善之水運河美（之二）

楚建鋒（教師、雜文家）

元世祖忽必烈正是深諳“天意”，不但建都北京，改金中都為大都，而且在興建都城時，放棄了歷代相延的舊址，將城市中心遷到東北郊外的高粱河水系。之后，開鑿了著名的“京杭大運河”——通惠河，不但為大都開辟了前所未有的水源，而且南來的漕船也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推動大都經濟迅猛發展，為開辟元朝近百年的基業，通過“一河”而定大勢。

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指出：“自運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統之基礎，遂以大定。”這一脈水源，使“寶地”北京成為“善行天下”的京都、皇都、國都的都韻而綿延不絕，至千秋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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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物利民顯其德。水之德，善利萬物而不爭，不舍晝夜而不息，流行萬古而不已。故神鑒自明，為善以修，以利物濟人為懷，達到天下偕同、天下一家。

這，高度體現出京杭大運河不爭、不息、不已的本真之美。

水，是生命之本。人類從“穴居野處”“采食經濟”的原始生活，邁向“逐水而居”并“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的農耕方式，再邁向“佳肴美食”的近代，直到今天小康社會的現代物質生活，無不與水息息相關。

水，既創造了人類的物資生活，又提升了人類的文明程度。從“鯀作城”“壅防百川”“九年而水不息”，向“禹決江、浚河”“浚畎澮”“功成水土”而“四奧既居”，再向開挖陂塘溝渠、堤堰閘壩的“以水就人”，直到當今“高峽出平湖”“南水北調”，無不通過水提升人類用水、治水、管水的文明景象，可謂“上善水德”。

幽燕之水的起源與景象，《水經注》早有記載：

從流經幽燕之地“拒馬河”于戰國時代的灌溉水網之大德，到為秦國所垂涎而上演了荊軻刺秦王的“圖窮匕現”，酈道元道出了人的欲望可以改變“含和之水德”之演變。再記“澡水”，東入漁陽清泉至潞，更為微津成川流，揚了幽燕水之美德。又記“濕馀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山岫層深，曉禽暮獸，寒鳴相和凸顯自然美。又記述“氵纍水”，秦始皇不滿郡人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奇而召之，三征而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仲發于道，化為大鳥，翻飛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描繪出幽燕人士不畏強權的人性美。

幽燕之水的水德，自古就傳承了水精神之根脈，是京杭大運河之水利、水文化發展的源頭，是照亮幽燕文明和真、善、美的精神燈塔。

從公元七世紀起，隋煬帝開鑿從洛陽到涿郡（今北京通州）的通濟渠，形成北至涿郡、南達余杭（今杭州），全長2500多公里的南北大運河；到元朝進一步開鑿會通河、通惠河，打通北京至杭州的大運河，實現京杭大運河的全線貫通；再到明清的完善與整治，京杭大運河不斷澤及萬物、繁榮經濟、集聚人口、積淀市鎮，融合民族、國家一統中散發出水之大德。

一條流動的財富之河、商貿之河。元定都大都，使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徹底分離——《元史·食貨志》載“元都于燕，去江南甚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然而，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和海運航道的開辟，使江南經濟重心與北方政治中心緊緊連接在一起，使原來的“關東之漕”與“江淮之漕”轉變為“江南之漕”。

這改變了延續千年之久的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漕運體系，確立了以大都為中心的新的漕運體系，進而奠定了明清兩代的漕運體系。從此，作為南北唯一的水路運輸大通道，大運河不僅是漕運之河，更是商運之河、民運之河。

如此，大運河如一條紐帶，把五大流域的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將南方出產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物資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經運河源源不斷運往南方。

南北貨物借助漕運，上下走集，銷售各地，大大帶動了運河沿岸貿易的繁榮，推動了一批沿河城鎮的興起。可以說，“天下大命，系此一河”，運河承載了整個帝國的命運。

一條促使人口大流動、大聚集之河。每年數以萬艘漕船及商船、數百萬石漕糧與商品，給運河沿岸帶來了大量人氣與無限商機，帶來了人口大流動，催生出一批新興的聚集地。元代，大運河兩端的北京、杭州分別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聚集地：大都是世界的經濟貿易中心，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工商業中心。

與此同時，通州、天津、臨清、濟寧等一批新興運河聚集地相繼崛起。明代詩人曹代蕭有詩云：“潞水東灣四十程，煙光無數紫云生。王孫馳馬城邊過，笑指紅柳聽玉箏。”描寫潞河與永定河交匯處的張家灣美景。當時，張家灣既是京東第一大天然良港，又是繁華的市井小鎮，所在地通州更成為“水陸要會”“百貨所聚”之地。

明清時期，大運河作為王朝的經濟動脈，國內外市場不斷開拓，商品經濟日趨活躍，將運河聚集地推向了繁榮發展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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