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奴役，關于饑餓，《呼吸秋千》如是說

◎裴雪如

寫作，永遠與兩個因素息息相關（同時也被其所制約），其一是風格，其一是歷史。赫塔·米勒通過寫作所勾連的，一端是清澈的詩意光暈，一端是渾濁的歷史沉沙，兩者被奇異地融合成了一種令人困惑眩暈同時又令人著迷沉醉的文學書寫奇跡。

【資料圖】

在20世紀的俄國文學界，以什克羅夫斯基為首的形式主義理論家們提出了奇異化的概念。在《散文理論》中，什克羅夫斯基闡釋道：“藝術的手法是將事物奇異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艱深化，從而增加感受的難度和時間的手法。”文學語言，是日常語言的變形、扭曲與重新組合。赫塔·米勒的小說可視為奇異化理論的具象折射，在小說的宇宙中，敘事的進程不再按照常規的線性方式延伸，變成了混亂交纏的線團；歷史的背景被隱入語言的煙霧繚繞之中，讀者只能在支離破碎之中朦朧地尋覓現實的虛影。她的小說有點像塞巴爾德的某些作品，同樣關乎歷史最隱秘的創傷，同樣以詩的語言與小說這一文類結合，同樣以迂回而曖昧并帶著象征性的方式勾勒故事的線條。

相較于赫塔·米勒最負盛名的迷宮般的羅馬尼亞三部曲，《呼吸秋千》顯得如此明晰。在后記中，赫塔·米勒明確了小說的歷史背景與書寫原因。1944年，蘇聯軍隊深入羅馬尼亞境內，法西斯獨裁者安東內斯庫被捕并被處死，羅馬尼亞從德國的幫兇變為蘇聯的盟友。一年后，蘇聯向軟弱無力的羅馬尼亞政府強制索要其境內的17至45歲的德國人為蘇聯的戰后重建賣身出力——他們被流放的地方，史稱“勞改營”。

《呼吸秋千》作為一本虛構小說，其建筑結構模仿的是一個以書寫納粹集中營而聞名的作家普里莫·萊維的非虛構作品如《元素周期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每一小節由一個小標題所統御，內容則是關于從標題展開的描繪與反思。迥異之處在于，首先，普里莫·萊維的作品顯而易見是非虛構的，《呼吸秋千》雖然建立于真實歷史的地基，但終究是虛構的小說文本。其次，集中營題材因其災異的慘絕人寰的獨特性與令人驚駭的恐怖性在全世界得到了無數關注與探討；而勞改營，因為它讓人想起了羅馬尼亞法西斯的歷史，成為了每個人絕口不提的禁忌——這個話題和身在勞改營的男男女女們一樣在歷史長河中流離失所。赫塔·米勒的母親及村里的人都曾經是勞改營的一員，但“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過流放經歷的很熟的人之間，才會談起在勞改營的歲月。即使談起來，也只是暗示而已”。直至朋友奧斯卡·帕斯提奧向她回憶當年的細節，赫塔·米勒才萌生了創作的念頭。更為重要的是，普里莫·萊維更傾向一種平實的娓娓道來，赫塔·米勒則通過文字孕育出了一種同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但截然不同的風格印記。

赫塔·米勒的比喻，似乎總是能涌入最不可思議的聯想領域，同時又親密地貼合著勞改營生活本身。“樹下是白雪覆蓋的屋頂，像空中搭建的工棚里被壓彎的床鋪。”“有些植物只靠明礬生長，開的紫花就像凝固的血，結的果子像上了褐色油漆，宛如荒原草叢中干了的土狗血。”

此類型的比喻也同樣出現于《心獸》之中。一方面，這凸顯了小說采用的第一人稱敘述者的主觀視角，勞改營的烙印如影隨形，如疫癥般感染侵蝕著四面八方的世界，讓敘述者，同時也讓讀者如附骨之蛆般無法擺脫。另一方面，從客觀效果來說，比喻又顯得別具匠心不落窠臼，綻放出了奇異化的輝耀，自然而然同時又閃爍著驚奇。小說所采用的另一種比喻是緊縮的省略喻詞的復合構詞法隱喻。這是一種特別的現代文學尤其是詩歌的技巧類型。小說的名字《呼吸秋千》本就是一個復合詞，同樣類似的還有“饑餓天使”“面包法庭”“腹瀉爐渣”——這些復合詞發揮著深遠的意涵。同樣的，這種復合詞的構成也源自于勞改營的生活——它們的反復出現使其化為一種標志、一套理論，一個外界不理解但在勞改營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

饑餓，是《呼吸秋千》中一個沉重的主題。饑餓這一詞匯在小說中被高頻率地重復使用，如同小說的脈搏般不停地跳動。小說的敘述者雷奧帕德·奧伯克將其稱之為慢性饑餓病：“總會有更多的饑餓加入原有的饑餓之中。新來的饑餓不知飽足地增長著，躍入舊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饑餓之中。”在勞改營中，饑餓是頭等大事，人被饑餓所攥緊、束縛、馴服，小說中饑餓被化成“饑餓天使”。饑餓天使對于人擁有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力，人只是為了服侍它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饑餓天使就是勞動營本身。赫塔·米勒通過語句持續不斷地喚醒著饑餓天使的兩大特點：無所不在、獨裁控制。

《呼吸秋千》中還有一種以食物為喻體的比喻類型，“每節車廂都裝著核桃、榛子、玉米粒、豌豆粒大小的煤塊”“管道上結著冰柱，像玻璃做的白蘿卜”。這種比喻除了讓讀者領略文學化的筆觸，更是通過這種主觀視角令我們感知到饑餓業已深入骨髓。同樣，在小說的句法中，不再是人感受到饑餓，而是饑餓統治著人，人常常處于被動的位置，不再充當為主語。“最后一束日光將果實懸垂于我們面前”，在這里赫塔·米勒所暗示的，并非是人看見了果實，而是物（日光）使人看到了果實。句子常常以“主動轉換”的形式出現，物——就如小說所言“饑餓就是一個物”——總是處于主導地位。人甚至和他的關節、肢體、身軀分離。人，總是麻木不仁的，而代表著人類性格的形容詞卻被安置在了物品和抽象概念上。

饑餓天使衍生出了另一個嶄新的詞匯——面包法庭。法庭是秩序律法的象征，而在勞改營，能充饑解餓的面包就是它的法典。小說有一節描述了面包法庭是如何粗暴野蠻地對“犯罪者”執法。阿爾伯特·吉翁忍饑挨餓地省下了五塊面包，卻被卡爾利·哈爾門偷竊。沒有審問、沒有辯解、沒有任何語言的交流，阿爾伯特·吉翁直接揮舞拳頭訴諸暴力。而這一舉動大大激發了其他人的嗜血野性和沖動，一群人瘋狂地對卡爾利·哈爾門進行圍毆，人變為原始的野獸（諷刺的是，這其中有一個人的職業正是律師）。往后的日子，這件事絕口不提一切一如往常。赫塔·米勒這樣闡述了面包法庭的邏輯法則：“面包法庭不審判，只施罰……面包面前人人平等，面包的公正沒有前奏和終曲，只有此刻。要么完全透明，要么完全隱秘。無論怎么說，為了捍衛面包的公平性而施行暴力，和吃飽喝足的人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一回事。面包法庭不認通常的道德。”

《呼吸秋千》也充斥著一些格言式的語句。每一次格言的效果都等同于一場微型但有力的爆破。羅蘭·巴特認為格言的本質是對照。“跟世界不再有任何關系，應該說，這世界不再和我們有任何關系。”赫塔·米勒借此抵達了一種殘酷的真實性：勞改營的人們生活在一個本末倒置的世界，一個相對于外面的世界顛倒過來的世界。精神需求必然被摒棄，人淪落為肉體的奴隸，用盡全力只為了能在勞改營舒服一點、溫飽一點。即便如此，對于他們，暗無天日的日子是看不到盡頭的，他們是活著的僵尸。

集中營更加可怖，但畢竟，集中營與戰爭緊密相關；而勞改營，完完全全發生在和平時期，外面歌舞升平，里面奴役壓迫。赫塔·米勒不斷提及和平一詞，物是卻人非，他們離開與后來回到的世界一直鮮花錦簇，而他們可以被取代，就像雷奧帕德·奧伯克被那個素未謀面的新生弟弟取代一樣。這些人被永遠地戕害，同時也被永遠地遺忘。

卡夫卡曾經以這樣一句話激起了現代主義的浪花：“希望是存在的，但與我無關。”而對于赫塔·米勒想要書寫與懷緬的人來說，和平是存在的，但與他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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