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何處：津門藏品里的“體制外”趣味 全球今亮點

◎解三酲

故宮開年來與國子監聯展的“進士文化”，接續去年秋冬特展“書房意象”，梳理自身豐富藏品，呈現歷代文人正途上的公器與私域；加上展廳自帶皇權秩序，十分吸睛，開展以來預約日滿。同為收藏重鎮，天津博物館開年后拿出了壓箱底的好東西，換展后的“宋元時期文物精品特展”和“館藏仇英《桃源仙境圖》特展”，在書畫展陳上頗多遺民隱士和民間畫師的作品，隱隱和故宮形成對話——恰如展名所表，一個承體制內“國子文脈”，一個追體制外“桃源何處”。

遺民風骨

【資料圖】

“宋元時期文物精品特展”于2月更換展品，展廳中間的長柜換下了每次展出觀眾最愛“擁臺”的趙孟堅《水仙圖卷》，放上了錢選晚年代表作《花鳥三段圖卷》和楊維楨最后的書法力作《行書夢游海棠城記卷》。

錢選和楊維楨早年間都參加過科舉，在當時也算得長壽，前者快去世時后者才出生，晚年都成了遺民——一個宋遺民，一個元遺民。

現存錢選早期的花鳥畫幾乎都沒留在大陸，其搶手可見一斑；畫風承襲兩宋院體——據說也是以此感念故國——形似之上追求意境，纖毫畢現的松鼠尾巴可以搔到看客心尖。到了中期主題仍舊，畫風更張，愛用淡墨層層敷成折枝花卉，愛用遮覆力強的白粉卻能畫出花瓣的透明感，花葉陰陽向背間自有生意浮動。《花鳥三段圖卷》中的白牡丹因為年深日久，白粉些許剝落，藉此觀者想必更能體會題記里的“頭白相看春又殘”“猶有余情在牡丹”，平添一段繾綣。

與《花鳥三段圖卷》同柜展出的是趙孟頫的小楷精品《高上大洞玉經》。關于錢選和小他十多歲的同鄉趙孟頫間的關系歷來爭議頗多，集中在二人是否有師承關系、趙孟頫出仕元朝后二人關系是否破裂上。有學者甚至認為錢選關于“戾家畫”（士大夫畫）和“行家畫”（職業畫家）的區分，也是在表達對趙孟頫的鄙夷。《花鳥三段圖卷》繪成前五年，趙孟頫曾在現藏于故宮的錢選《八花圖卷》上題記，說錢選“爾來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顫掉，難復作此”——此時趙已出仕多年，語帶親昵，不像隔膜已深，至少單箭頭還在。何況《花鳥三段圖卷》也確實比《八花圖卷》更顯疏放，前瞻可謂精準。錢選固然“不管六朝興廢事，一樽且向畫圖開”，但趙晚年也多次書寫《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易代之時文人的交游與心緒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復雜難測，很難有想象中遺民和二臣的涇渭分明。

楊維楨在晚年的出處也并不完全自由，老來避世的情緒全在筆端，詩文奇麗，書法更是筋骨奇崛。對比趙書中最為規整的抄經小楷，《行書夢游海棠城記卷》于書于文都是天女散花，“妖”名倒也不全是貶損之義。有元一代書風“不出趙松雪范圍”，楊書融歐楷和章草為一體，未嘗不是刻意求奇，好闖出一番聲名。楊維楨丁憂后久久不曾復官時，書風與作風的冶蕩都是他的標簽，招來了長期贊助人顧瑛，也組建了自家小團體玉山雅集，策略不可謂不成功。但易代之后他也受此盛名所累，否則又何須夢游仙境。

職業高手

政權翻覆，地為后朝人所奪去，遺民畫蘭可以無土，飯還是要吃的，他們的經濟來源一直為研究者所關注。錢選家有田地，但顯然“賣”畫的收入也十分可觀，否則不會引來眾多模仿者，逼得錢選為了防偽甚至改換字號。有錢選這樣一心打假的，也有體諒作假者的衣食而為之題款包庇的，比如文徵明。這當然是明中后期經濟發展、朝野共慕風雅、書畫交易頻仍的結果，也很影響后世書畫追慕風雅的鑒定和交易。而像《桃源仙境圖》的作者仇英這樣既是刻意求工的作偽者，后來又成了大量“蘇州片”所托名的對象，在畫史上也不算太多。

這次展出的《桃源仙境圖》就是仇英最得意的青綠山水。在董其昌強調南北二宗的分別后，仇英這樣出身漆工的職業畫家，在更推崇文人畫的主流評價中總算不得一流，就仿佛作者電影看不起商業類型片一樣。不過當時吳門畫派的領袖如文徵明對仇英頗為看重推崇，他也因此打開了市場。《桃源仙境圖》上款署“懷云先生”，即指當時的著名書畫贊助人陳官，仇英曾長期是他家的駐府畫家，后來也與晚明著名的收藏家項元汴過從甚密。正是這些贊助人的海量收藏打開了仇英的眼界，得見宋元真品，筆下才有擬古風流。這是他不同于一般市井畫家的機緣，以一般的行活來評價他自然是不公平的。

既然是大藏家，其命題作文也不會全然流俗。仇英畫過很多以“桃源”為題的山水，既有天津博物館展出的這幅偏于道教求仙、畫法承襲院體的大青綠山水，也有以陶淵明《桃花源記》為表現對象、現藏于美國的長卷，設色更靠近文徵明等吳門一派的淡雅。這也是在中晚明江南斯文薈萃的特殊環境中才可能發生的碰撞與交融。

仇英生卒年不可考，主要活躍于嘉靖年間。當時嚴氏父子弄權，茲要家有珍藏被其得知，總會輾轉奪去，京劇《一捧雪》里的玉杯或許只是藝術家的想象，但整個掠奪過程乃至蘇州有擅長裝裱的湯姓人家，卻是實在。而現實中造假的不是人頭，而是珍品本身。當時藏家為了避禍，往往事先請仇英這樣的高手做出高仿，交上去的到底是真品還是仿品，就看藏家的膽子了。如此定制的“偽作”，自然難以自出機杼，必須亦步亦趨。

市井趣味

在同一展廳，中間展柜托名仇英的兩幅“蘇州片”，在體量上比側壁的“桃源”更為醒目：一個主題是“玉陽洞天”，一個主題是“清明上河圖”。“蘇州片”是對明清蘇州市井仿作的統稱，不少都是流水線產品。因為作偽者的水平參差，畫作也有個賢愚而不等。而能雅俗同賞的青綠山水是“蘇州片”偽作的大頭，光是仇英款、卷首以青綠畫法開場的《清明上河圖》，故宮、遼博、臺北故宮就都有收藏；近幾年拍賣市場上又有私人收藏而經《辛丑銷夏記》著錄的版本出現——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而實際上，連仇英是否確實臨過《清明上河圖》都難以確證。

這些“蘇州片”都以其時蘇州市井生活為表現內容，視角較故宮所藏張擇端版本的北宋《清明上河圖》更高，所展示的內容也更豐富。作偽的畫家們畫自己熟悉的百姓日用，說不定比趣味已經漸趨文人化的仇英本人更本色當行。大眾口味至少部分地主導書畫市場，或許本身就是董其昌表彰的文人雅趣的時代底色。

董其昌的口味在被康雍乾三朝帝王悅納后成為王朝正統，文人雅趣從“體制外”走向了“體制內”，“國子文脈”展中展出的錢維城等人的畫作，還有大量出沒于拍賣場的御題山水，大多都是其后學余緒，也是清代主流山水畫走向呆板逼仄的表征。與此同時，下一場市民趣味帶來的主題拓展與技法翻覆，正在商船輻輳的維揚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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