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傳》 是鑄造偶像，還是撕裂偶像？

2002年1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收購了蘇珊·桑塔格的檔案。檔案中包括她的手稿、作品校樣、信件、日記、筆記、學校資料，以及許多桑塔格收藏的藝術品和復制品等等，最重要的還有她的藏書，大概兩萬冊。

(資料圖片)

可以想見，對那些喜歡桑塔格的讀者來說，這些檔案有多么寶貴。檔案的使用權乍看起來好像沒什么限制，除了兩個箱子上特別注明了“作者去世二十五周年后才能打開”。也許唯一的限制就是她指定的文學執(zhí)行人戴維·里夫和她的經紀人安德魯·懷利，他們有權力定奪誰可以使用這些檔案。為了寫作桑塔格的傳記，德國學者丹尼爾·施賴伯曾慕名前往拜會里夫，后者明確表示，在桑塔格的日記整理出版之前，他無法查閱桑塔格的檔案。最終施賴伯的傳記《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在2007年出版，只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桑塔格思想肖像的簡約版本。

對桑塔格檔案的使用已經初見成效，里夫整理了桑塔格的文集《同時》，還有桑塔格的兩本日記《重生》和《心為身役》，第三卷出版之日大概也不遠了，這些日記的出版讓我們看到了公共形象之外的桑塔格。但更重要的是，隨著檔案使用權開放，關于桑塔格的傳記明顯增多，法國學者貝阿特麗絲·穆斯利的《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2017年出版，美國傳記作家本杰明·莫澤的《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2019年出版。這兩本傳記在2022年幾乎同時翻譯出版，對喜歡桑塔格的中國讀者來說，是一件幸事。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憎惡傳記作家

始終對桑塔格充滿好奇心的讀者，不免會對今年出版的兩本傳記進行比對閱讀。雖然都是關于桑塔格的一生，但是傳記作者的興趣和身份的不同，最終呈現出來的桑塔格的形象也有很大的相異性。比如《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作者穆斯利的法國女性作家身份，她把桑塔格塑造成了一個始終如一的女性主義者，盡管這個形象在某些時候并不總是讓人信服。但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重點來談談這本2020年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

至少從表面看起來，莫澤的傳記是最具有權威性的。他得到了戴維·里夫和安德魯·懷利的全部授權，他們給出的條件就是，可以使用桑塔格的全部檔案，他們也不會干涉如何使用這些檔案。如果這是一種自由權的話，我會猜想里夫和懷利是否后悔放棄了所有審查的權利。

了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憎惡傳記作家。桑塔格也不例外，她生前阻撓卡爾·羅利森和薩莉·帕多克夫婦寫一部未經授權的桑塔格傳記，她不但讓她的出版社和經紀人動用法律手段阻止他們，還告知周圍的朋友們，不要接受他們的采訪。1997年，在桑塔格寫給朋友的信中，她直接以“垃圾箱挖掘者”稱呼卡爾·羅利森和薩利·帕多克夫婦，她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只要我還活著，別人寫的任何一本關于我的傳記，在我看來，都是毫無意義、不嚴肅的。”雖然桑塔格可能是對的，畢竟她的人生還沒結束，蓋棺定論的時刻還沒到，但是這并未阻止羅利森和帕多克夫婦，他們的傳記以《鑄造偶像》之名在1999年出版，2004年桑塔格去世之后，又補充了后續(xù)的章節(jié)，中文版以《桑塔格全傳》之名出版。

如果按照是否授權作為傳記的標準，很顯然《桑塔格全傳》是不及格的。但正如美國作家馬克·奧本海默所言，在文學界，無論是授權，還是未經授權，都是貶義詞。那些經過授權的傳記，意味著要經過作家或者代理人的審查；而那些未經授權的傳記，往往揭露作家的隱私，爆料作家的八卦，傳遞一種不合時宜的信息，讓傳記寫作變成一場巨大的公共災難。

但從已經出版幾種桑塔格的傳記看，反而是那些沒有經過授權的，對桑塔格的思想和作品有著審慎的分析和關注，評價也不失公允。而經過授權的，多少有點濫用權力，寫起來肆無忌憚。

反對闡釋的桑塔格逃脫不了被闡釋的命運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錯位之處。在得到里夫的全權授權之后，莫澤從2013年開始，全部的精力都花費在了閱讀桑塔格的著作和檔案中，除了桑塔格留下的將近百本的日記，未發(fā)表的文稿，還有大量的書信、照片、酒店賬單、歌劇節(jié)目單，甚至還有一萬七千多封的電子郵件。他還踏遍了桑塔格去過的地方，從夏威夷到薩拉熱窩，采訪了三百多位桑塔格的朋友、家人、仰慕者和批評者。莫澤的傳記寫了八百多頁，考慮到桑塔格的一生，七十一年的時間里，朋友眾多，樹敵當然也不少，參與到公共事件中的次數更是數不勝數，這樣的厚度不算多。

這本傳記給人的初步印象也是很不錯，資料詳實，通俗易讀，趣味性十足，八卦味彌漫，對桑塔格的一生沒有任何遮遮掩掩，以及為尊者諱，為逝者辯解的意思，也許這正是問題所在，他太直白，太赤裸裸了。他詳細描述了桑塔格的每一段戀情和一夜情，結識的每一個名人和權貴，獲得的每一項榮譽和獎項，擔任過的每一個重要的職位，花費的每一筆開銷，甚至包括得罪過的每個人。他稱贊她該稱贊的成就，同時還對她的缺點進行精神分析式的心理分析。

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本傳記，我們就該明白為何莫澤如此看重菲利普·里夫的那本專著《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靈》。桑塔格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時候，嫁給了大學講師菲利普·里夫，當時桑塔格17歲，菲利普28歲，兩個人認識才一個星期。這段婚姻持續(xù)了八年，他們兩人的結晶有兩個：一個是他們的兒子戴維·里夫，另一個就是一本書《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靈》，1959年出版，也就是他們兩人離婚的那一年。

通常來說，我們都認為這本書的作者是菲利普·里夫，桑塔格幫助他進行了資料搜集、代筆寫書評等方面的工作，也許某些章節(jié)源自兩人談話的靈感。但是莫澤言之鑿鑿說，這本書真正的作者是桑塔格。他給出的理由只有一個，他們離婚四十年后，前夫送了一個包裹給她，里面是一本《道德家之心靈》，上面有題詞：“致蘇珊，我一生的愛，我兒子的母親，本書的共同作者，請原諒我。菲利普。”

這個理由當然不充分，所以莫澤又發(fā)掘了其他的細節(jié)，他采訪了她的朋友，查閱他們來往的信件，從中發(fā)現只言片語，比如她的朋友提到她那個時期正忙于寫這本書，“每天至少工作十個小時”，她的朋友還提醒她不要放棄這本書的權利。還有桑塔格曾對西格麗德·努涅斯親口說過，這本書中的“每一個字”都是她寫的。

那為什么桑塔格沒有署名呢？莫澤的解釋是“她愿意放棄一本書來擺脫他”。

夫婦兩人分工合作，集體合著一本書并不少見。莫澤提供的證據充其量證明了桑塔格是合著者，而不是唯一的作者。但是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答案就是，莫澤想證明《道德家之心靈》對桑塔格的一生很重要，也許比她寫下的任何著作都重要。這本書就相當于桑塔格精神分析的方法論，而她的日記則成為了她剖析自我的精神家園。用莫澤總結的話說，哪怕她后來的作品很少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但是弗洛伊德的影子無處不在，莫澤甚至認為，《反對闡釋》這個標題就可以解讀為《反對弗洛伊德》。因為“對失去父親的桑塔格而言，弗洛伊德是她這輩子愿意遇到的最令人敬畏的‘父親-哲學家’的典范”。沒想到，桑塔格大半輩子的工作就是為了“反對闡釋”，到頭來還免不了被她的傳記作家進行闡釋和過度闡釋。

他幾乎把傳記寫成了桑塔格日記的腳注

大多數傳記作家都盡量想在傳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取得一種微妙的平衡，但莫澤似乎厭倦了這種常規(guī)的寫法，他反其道而行之，他想打破這種平衡，他想撕裂桑塔格的面具，他把桑塔格的一生看成各種矛盾的綜合體，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肉體與精神、智性與激情、著作與日記，公共肖像與私人影像等等。所以他采用了一種精神分析的方式詮釋桑塔格的一生，這種解讀方式偶爾有獨特的視角和妙論，但有時候會容易走火入魔。

如果這僅僅是一個文學巨星的成長之路，或者像羅利森和帕多克夫婦所形容的，這是一條鑄造偶像之路的話，莫澤不想再重復了。畢竟，他有更大的優(yōu)勢，他完全占有桑塔格的檔案，因此他想重塑她的人生。在莫澤的傳記里，我們可以發(fā)現兩條主線，一條明線就是桑塔格的文學巨星的形成之路，一條暗線就是巨星都是表演出來的，實際上，她總是害怕失敗，感情受挫，自我質疑，受虐狂，喜歡控制別人，愛慕虛榮，傲慢自大，追逐名利，不敢面對真實的自我：即她是一個同性戀的事實，她不敢“出柜”。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肆無忌憚地展示了很多沒有必要的隱私細節(jié)，比如為了證明桑塔格自己性別的困惑，他列舉了桑塔格1947年到1950年，也就是從14歲到17歲之間，跟她上過床的人數有三十六人，其次列舉了跟她一夜情的數量和人名。桑塔格為了訓練成為異性戀，跟她的兩個男性朋友在汽車旅館租了一個房間，喝了一瓶啤酒，然后脫光了衣服，研究彼此的裸體。

傳記中還列舉了桑塔格的種種“惡行”，比如強調桑塔格一直忽略個人衛(wèi)生，“不刷牙、不洗澡、不知道自己的月經什么時候來，也不知道分娩會很痛”。一個人不講衛(wèi)生能有什么問題呢，莫澤強調說，這些不僅僅是粗心大意，更多的意思是想說明，即使是最聰慧的頭腦也難于把自己的肉體和精神統(tǒng)一起來。

他幾乎記錄了桑塔格一生中所有發(fā)生過性關系的人，無論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上至達官顯貴，當時美國第二有權勢的人羅伯特·肯尼迪，以及好萊塢明星沃倫·貝蒂，還有類似理查德·古德溫，一個滿臉痘痕的胖子，與肯尼迪總統(tǒng)走得很近的一個官員，“我睡過的最丑的人是床上功夫最好的人”。

傳記中這樣的描述想證明什么呢，文學巨星的私生活混亂嗎？這樣的細節(jié)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有必要的嗎？桑塔格的日記中，對很多人物都用了模糊的代稱，但是莫澤用這部傳記想表明，他不但知道桑塔格的所有秘密，還知道那些被隱藏起來的人都是誰。他洋洋得意地宣揚著這些細節(jié)，并且樂此不疲，他幾乎把傳記寫成了桑塔格日記的腳注。

莫澤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過，他剛接觸到桑塔格的那些很私人的檔案時，有一種毛骨悚然的偷窺感。他會陷入自我質疑，覺得在傳記中提到這些私人的感受可能對作家不公平。但是，很顯然，想寫出一部非凡傳記的想法占據了他的內心，讓他努力找到合適的方式說服了自己，那就是，傳記本來就不是生活，而應該是一系列生活的故事。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不需要當真，最好把傳記當成文學來讀最好，這大概也是減輕偷窺負罪感的一種成功的自我洗腦。用他的說法，他有選擇性地采用了這些片段，只想呈現出一個更加復雜和不為人知的桑塔格。

人生與作品之間，作品是主要的

我曾在閱讀這部傳記的開篇對形容桑塔格的那句斷語“美國最后一位文學巨星”，略有懷疑。但是考慮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后，眾多行動派的知識分子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消退，逐漸從街頭退回到了學院，以筆桿為旗幟，著書立說，知識分子階層逐漸沒落，教授成為了知識分子的虛假意識形態(tài)。桑塔格在這個時期基本上是恰逢其時地逆勢而出。在大學的時候，她就意識到，她不想成為一個學院派的知識分子，一輩子教書，寫一些沒人閱讀的學術論文。她想做一個自由作家，參與到這個世界中去。她寫藝術評論，寫小說，看電影，創(chuàng)作劇本，當導演，參加各種藝術展，寫攝影評論，做各種演說，又寫作關于疾病的文章等等，她的興趣從未被單一性束縛過，在藝術的每個領域都出現她的身影，越是跟當下現實有關系的東西，越是新興的媒介和傳播形式，她越感興趣，想參與其中。

幾部傳記都提到了桑塔格早年對政治幾乎沒有關注，她在法國游學的時候，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是所有報紙的頭條，第四共和國在垂死掙扎，內戰(zhàn)一觸即發(fā)。但是在桑塔格的記錄中只有她和她當時的愛人的不斷糾纏，對政治只字未提。但是桑塔格成名后的歲月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對國際政治侃侃而談的知識分子，也許某些發(fā)言不一定正確，但是處處都有她的身影，越戰(zhàn)中有她的身影，古巴革命中有她的出現，柏林墻倒塌的時候，她正在柏林的電影院里看電影，她去韓國拯救那些被監(jiān)禁的作家，薩爾曼·拉什迪遭到宗教“追殺令”的時候，是她帶領那些縮頭的美國作家走上街頭抗議，薩拉熱窩圍城期間，她用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來證明現代藝術是有用的，對那些身在困境中的人們來說，排練一出戲是一種奢侈，也是維持正常秩序的需要，藝術在戰(zhàn)爭中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對人的精神的撫慰作用，遠超日常生活的現實。

在薩拉熱窩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桑塔格提到了西班牙內戰(zhàn)中那些參與其中的作家，海明威、奧威爾、馬爾羅、奧登都是她的文學參照，相反，她嘲諷那些不敢出現在薩拉熱窩的知識分子，說他們不敢待上二十四小時。她是對的，所以她才是那個影響時代的知識分子和文學巨星。

談到這點的時候，就算一直苛刻的莫澤也不得不佩服她：“這位女性去參加每一場開幕式，去看每一場歌劇，讀每一本書，通過戲劇來抵抗薩拉熱窩的圍城。別的不說，僅僅這些便可以說，她的觀點至關重要……桑塔格真正的重要性越來越在于她代表的東西。‘蘇珊·桑塔格’這一隱喻是一個偉大的原創(chuàng)。該隱喻遠遠超越了她的個人生活，在她離世后依然存在。”借用羅蘭·巴特的形容說，只有最深刻的沖動才是贊美。面對這樣的一個女性，你不可能對她無動于衷。

桑塔格是文學的巨星，因為她遠超一般作家和藝術家的影響力，她借助時代的媒介，借用攝影，時尚雜志，電視和電影，精心塑造了一個文學巨星，一個文壇天后，而這些浮華的形象背后，她是最后的公共知識分子，她利用她的影響力持續(xù)不斷在歷史的進程中努力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如果這是一個文學巨星的表演，像這樣的表演不妨更多一些。

在《桑塔格傳》中，莫澤寫到桑塔格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死亡匣子》的出版是“一次失敗”，但是他用接下來的話為桑塔格的失敗辯護：“在文學界，一出場就羽翼豐滿的藝術家是罕見的，實際上也不存在。在任何情況下，他們的生平都不可能成為有啟發(fā)性的傳記：是思想的發(fā)展為作者的生平提供了敘述的內容。一次次的失敗并不會貶低后續(xù)的成就，相反，通過說明獲得這些成就之艱難，反而會放大這些成就。”

如果我們相信莫澤的話，就會懷疑，如果是思想的發(fā)展為作者的生平提供了敘述的內容，為什么莫澤的傳記會給我們相反的印象，好像是作者的生平逸事和混亂的情感生活為她的思想發(fā)展提供了內容呢？如果剝離掉那些讓人感覺到非常不舒服的窺探性的私人生活的描述，桑塔格的魅力就會大打折扣嗎？

一個好作家的傳記不應該對私生活關注這么多，一個作家的生活只有在成為作品的注腳時才是有意義的。桑塔格的“人生與作品”之間，作品才是主要的，人生充其量是作品的背景解說。用詩人奧登的名言來說，只有一本拙劣的傳記才會把作家的身世遭際講給你聽。

與莫澤的傳記相映成趣的是那些未經授權的幾本傳記。比如在得知桑塔格的檔案放開使用權后，施賴伯一邊閱讀那些從未見過的資料，一邊想他是否會寫一本不一樣的傳記。答案是不會，因為“我透過同時代的見證人，數不清的采訪和少數傳記文章而認識的桑塔格，在私下和公共領域中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中文版序）

羅利森和帕多克夫婦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說：“我們的傳記也還會是這種模樣。我們今天并沒有覺得在這本傳記的初版中我們曲解了桑塔格。”（《蘇珊·桑塔格全傳》前言）

占有資料多少從來不是一本傳記是否優(yōu)秀的衡量標準，從某種程度上說，占有的資料越多，取舍的難度越大。因為在大量的，隨機的，而且是不一定可靠的信息的基礎上講述一個原本不屬于自己的故事，這樣的傳記本身很可疑。傳記作家如果再不能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判斷力、意志力和同理心，不到最后是很難分辨出來的。正如穆斯利同樣使用了桑塔格的檔案，但是她的目標是想勾勒出桑塔格的智性旅程，從成果上看，穆斯利成功了。而莫澤淹沒在了大量的八卦和無用的細節(jié)中，多多少少偏離了他寫作的初衷。□思郁

關鍵詞： 弗洛伊德 薩拉熱窩 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