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3 07:32:31
來源:北京日報
《北京味兒》瞿宣穎 主編 北京出版集團/北京出版社
瞿宣穎(兌之)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因近年來整理曾祖父夏孫桐(晚號閏庵,晚輩尊稱閏庵年丈)生平、著述、交游,對處在同一時期并有著共同經歷的人和事有了些許了解。前不久有幸得到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北京味兒》一書,它引起我濃厚興趣。
《北京味兒》由燕山出版社原總編輯趙珩先生撰序推薦。趙珩先生的曾伯祖趙爾巽與夏孫桐曾勠力同心于《清史稿》編纂,可謂患難與共。其時趙爾巽任館長,夏孫桐“經手最多而亦最出力”。趙珩先生在《〈北京味兒〉序》中提到,瞿宣穎“與當時的北京耆舊學人往來頻繁,如傅增湘、俞陛云、周肇祥、郭則沄、柯昌泗、劉盼遂、吳廷燮、夏孫桐、陳垣、夏仁虎、溥心畬、李釋戡、徐一士、黃孝紓等往來密切。”這其中多系我查閱史料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人物,有些與夏孫桐還是至交、忘年交。他們大多有著相似的家庭背景,官宦之家,書香門第,幼承庭訓,師從大師;又有著類似的經歷,早應史職,習諳掌故,胸有定見,載筆春秋。
(資料圖)
清末民初,時局動蕩,國貧民弱,列強欺凌,軍閥混戰,新學高倡,朝綱更替。在舊制度日漸消亡、新秩序逐步建立的過程中,能于大浪淘沙中不被湮沒,且立足所尚,邃于治史,著力文史保護與文化傳承,是瞿宣穎等一批近代文人不棄初衷的生命底色。瞿宣穎小夏孫桐37歲。瞿宣穎1894年出生時,夏孫桐已授翰林院編修,后履職史館,殫力修纂《光緒會典》。瞿宣穎1920年夏入京謀職時,夏孫桐正于清史館編纂清史。1929年春瞿宣穎受命編纂《北平志》(后因故“原議停頓”),夏孫桐已于上年應徐世昌之邀開始編纂《清儒學案》兼輯《晚晴簃詩匯》。
1942年夏孫桐辭世,1946年瞿宣穎離京歸滬,目前可溯兩人最早交集相遇是在1931年春“什剎海修禊”,時夏孫桐作《踏莎行(暗柳凝煙)》:“什剎海修禊,分韻得綵字。”瞿宣穎賦《辛未三月三日自上海歸舊京,諸君子有什剎海禊集之約,分韻得傾字》詩。此后兩人間有往來。《夏孫桐日記》載:“戊寅(1938年)閏七月初三日,瞿兌之送來畫扇,函謝之。廿六日,瞿兌之來信,屬題圖。八月初二日,瞿兌之約蟄園詞社。”(蟄園,郭則沄在京寓所)是年秋,北平市政當局設立修志處,籌劃編纂北京市地方志,總纂吳廷燮,分纂夏仁虎、夏孫桐、朱彭壽、瞿宣穎、彭一卣、張綜文、蘇良桂,特約編輯陳仲篪、蘇晉仁。夏孫桐分任“民政志”,瞿宣穎分任“前世志”。
時年夏孫桐已82歲高齡,依然筆力扛鼎;瞿宣穎年富力強,正活躍于政學兩界。值北京古學院成立,任職者依然是同圈中人。據郭則沄記述:“為提倡舊學計,始與都下舊人籌設古學院,意在訪求古籍,砥課后進。”(《郭則沄自訂年譜(丁丑1937)》)夏孫桐因多種考慮退還古學院聘書(實拒之),1938年郭則沄“使人以書至曰,‘本院有大反公義之所為,仆無力救正,請辭’。”(同上)而瞿宣穎與吳廷燮、周肇祥等依然任上,潛研舊籍,輯佚編刊。
《北京味兒》收錄了瞿宣穎多篇“舊京遺事”“燕京雜記”,“零珠碎玉”連綴出一幅又一幅《春明感舊圖》,近代北京亦隨之多層面地躍然紙上。比如,瞿宣穎于什剎海酒樓會賢堂“憑闌俯視,全景在目,把酒遐思,直如南渡后人追想汴京繁華也。”(《故都見聞錄·西涯》)1934年溥心畬約遺老遺少社集萃錦園,晚飲于會賢堂樓上,夜觀什剎海夜景:“微雨如煙,隔岸燈火輝煌,景色殊勝。”(《夏孫桐戊寅日記》)陶然亭更是當時文人雅集登高常往之地,留下諸多至今耐人尋味的奇聞逸事。夏孫桐《乙丑江亭修禊》詩有:“北眄黑窯臺,中樞峙岧峣。貴人乞丐裝,高踞啜新醪。”注云:“清季,有宗室貴爵,數人相與,敝衣垢面,日聚黑窯臺上,謂之乞丐裝。臨散,乃盥沐冠帶,鮮衣怒馬而去。時人怪愕,以為亡國之征。”瞿宣穎記述:“光緒季年以后,京曹多居內城,江亭之會遂希。民國以后,社壇北海,相繼辟園,簪裾雅集,喜喧惡寂。春明舊事,漸已淡忘,更無人訪此寒煙野水矣。”(《故都聞見錄·陶然亭》)
掌故因人存事,以事存史。在《故都聞見錄·廣和居》中,瞿宣穎提到夏孫桐的《感舊詩》,詩錄《觀所尚齋詩存》(卷二):“廣和居酒肆已歷百年,昔日京僚南士所聚也。今殊寥落,伯綗以余盤桓于斯最久,屬紀舊聞,為賦七絕。伯綗書之,以貽肆中。”(伯綗,邵章,近代藏書家、書法家)北京名勝古跡甚多,歷史的積淀,蘊藏著豐厚獨特的文化記憶。丁卯年(1927年)在京詞人社集,曾擬題“分詠京師詞人舊居”和“詠京師花木”各十四處。京華故實,風物景觀,顯見其間。瞿宣穎亦曾撫“團城”古栝有感而嘆:“過眼興亡八百春,珍臺叢樹尚嶙峋。金源豈憶承平事,玉甕同留劫后生。枉為清陰留俗客,若回池水浣流塵。猶應悔向人間老,未共盤龍柱作薪。”(《故都聞見錄·團城》)
近代中國,波譎云詭彈指間。洋務圖強、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國家命運包括“北平的命運”轉變的同時,文人的命運也隨之改變。相同的境遇,不同的抉擇,結果自然大相徑庭。一些學者曾認為,早期老輩學人的社會交往、文化理念與變革中的現實格格不入,故不愿更多提及。但無可否定的是,舊時學人國學功底深厚,學術扎實且素負盛名。懷鉛提槧、拾遺補闕、修史編志,是他們生活之日常;搜訪勘刻、保護國粹、表章學術,寄托著他們的理想志向。為此,他們為之傾注心血,甚至不遺余力。七七事變后,京都淪陷,他們目睹“莽莽神州兵氣亙,聽不得,澤鴻哀。”嘆“叢菊漫淹詞客淚,偏多傍,戰場開。”(夏孫桐《南樓令·秋懷次韻》)世事維艱,生存與守節考驗著同樣活躍于政學兩界的舊時文人。夏仁虎《臘梅詩》云:“微吟托比興,借物寓譏貶。”“莫道非花亦是花,狗蠅瑣瑣逞芳華。描摹東閣新官樣,篡取南枝舊世家。”亦可窺見其時部分學人處境之尷尬。
處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中,面對不同于以往的學術生態環境,瞿宣穎在闡釋學人對文化學術應秉持的態度時,強調“身為史官,為國存史”的職責:“凡是負責經營文化事業的人,應該忘懷于一時的政治現象,而竭力發揮所謂為學術求學術的精神。說一句充類至極的話:縱使亡國,而我們的事業卻不可以中斷。因為我們的事業實在是國家復興的基礎。”(《〈北京味兒〉代后記·北平史官》)
學術文化處于歷史性轉向之際,瞿宣穎以及老輩學人們,依然守護著民族學術文化的根,即使身陷困境亦不棄不離。“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六·瑣綴錄》)因此,理性客觀地評價清末民初學人的史學地位與學術價值,鉤深致遠,探賾洞微,將他們的作品著述昭然于世,讓學界在借鑒繼承中發揚光大,于學于史皆有裨益。
發布于
發布于
發布于
發布于
發布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