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學生逃課當“內外兼修”_天天熱點評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如何面對過失，不僅是一門藝術，也是測定道德境界高低的尺子。

日前，網傳廈門大學新版教務系統內推出“可舉報同學簽到情況”功能，引發廣泛關注。該校教務處回應稱，此事非學校行為，系與學校合作的校外公司私自在系統中加入該功能，目前該功能已關停，涉事公司已提交情況說明并向校方道歉，校方將發布通知向學生解釋情況。

這則新聞觸動了眾多網友的神經，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三個相關議題的爭論。

【資料圖】

一是寬容逃課和不寬容逃課的雙方展開的激烈辯論：“誰讀大學沒逃過課？”“為什么覺得大學逃課是理所當然？”“都讀到大學了，還覺得大學教育和高中之前的教育一樣只是讀‘書’，那我覺得你的大學教育可能缺乏收獲。”

二是質疑軟件購買方的自證清白。在這個議題下，基本是清一色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觀點：“甲方沒要求，乙方會自己增加業務？”“學校沒驗收，就投入使用嗎？”

三是對供貨方背書的五味雜陳：“背鍋公司！”“樂意背鍋，軟件公司在客戶群體中的口碑怕是不降反升。”“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合作方自愿為了教育事業無償加班多寫幾行代碼。”

這三個議題，無意中都回避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當代的大學校園，學生逃課究竟是個別行為還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高校對治理逃課現象該承擔何種責任？又該采取何種既有效又道德的手段？

一連串被網友忽略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問題：學生對知識的興趣度。如果讀大學是為了追求知識、追求真理，學習知識就是驅使學生奮發向上的直接目標。當大多數學生樹立了這樣的目標，大學課堂就不至于要靠考勤來維系面子，軟件公司也沒必要煞費苦心研制監控學生簽到的功能了。

如果是為取得文憑而不是為追求知識，如果沒有嚴格的考核機制，逃課也不影響畢業，那么逃課者就會習以為常，對逃課說不反而顯得“另類”。如果形成了這樣的輿論氛圍，逃課被當作一種權利，對逃課的治理涉嫌“侵權”，那么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變得復雜了。

逃課是一種“病”，得治。只是這種“病”的主體可以是一維的，也可以是三維的，不能一概而論。逃課的行為主體是少數學生，這個群體屬于直接的“病號”；逃課也可能緣于老師課堂講授的知識陳舊，或者傳播手段單調，這樣的知識傳播者也可能是造成逃課現象的“病號”；第三維的逃課“病號”，還可能是教務部門設計的課程體系出現問題，課程安排不合理間接導致學生逃課。

對于唯文憑是求卻不愿付出艱辛努力的學生，堅持高等教育的程序正義，規定學生完成應當接受的全部學時學習，這樣的考勤雖然是外在的強制，起碼可以避免文憑明顯貶值。對于無故逃課的學生有所懲罰，這是對學生負責而非過多的干預。

學生逃課，任課教師也要有所反思。在知識迭代加速的今天，大學教師掌握的知識需要經常升級。作為知識傳播者，如果不能把前沿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學生對缺乏新意的知識感到乏味甚至產生厭倦情緒，逃課就成了一種“無聲的評教”方式。

學生逃課，責任也可能與教務管理有關。當下高等教育基本實行了學分制，大類培養也在積極推進中，不論是學分制還是大類培養，實質是給學生選課的自主權。而實際情形是，學分制的課程，只能在本專業的“小鍋”里有限地挑選；大類培養，本該是不分學科門類的學分累積，即在學校“大鍋”里任選課程，但大多數高校只是兩個相近學科的“內循環式”選課。

河面窄，河底淺，這樣的“課程籬笆”不拆除，一些大學生要么逃課，要么就再現徐庶式“身在曹營心在漢”。心不在焉的學習，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哀？

治理學生逃課，需要重塑知識權威，讓學生意識到知識的重要和神圣，只有他們崇拜知識才會渴求知識。為此，大學教師需要完善自身。康德將自己的“圓滿”作為一項嚴格的對己義務，“圓滿”意味著自己在各個方面的完善。這樣的“圓滿”雖然只是個遠大的目標，對于教師來說卻必須朝著這樣的目標努力。教師為上好課下的功夫越大，他的課堂教學效果也就越好，課堂教學效果好了，逃課的學生自然少了。

治理學生逃課，不妨改變現在的學費繳付模式，改用類似飯卡的刷卡付費模式，每一個學時刷卡付費一次，既讓學生切實感受到知識付費制度，又通過按學時刷卡付費的方式把學生“請進教室”。這樣的按學時付費制度，培養的是學生尊重知識、珍惜財富的習慣。付費而不聽課，良心懲罰的是付費者自己。而開學一次性繳費，幾天過后，一些學生再逃課就不那么“心痛”自己交的學費了。

造成學生逃課的原因多樣，對于逃課現象的治理，需要從學生、老師、學校等多個維度“內外兼修”，既要治標更要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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