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探討魏晉文脈的著眼點

晚年魯迅的言論中,古代話題的背后其實是當下文化難題的顯現。考其原因，一是現實的殘酷產生了古今對比之意,二是不滿意于遠離現實的京派學者的審美意識。他的文章多次批評了象牙塔文人對于現實的隔膜。1934年5月所寫《儒術》一文,提及儒門讀書人在亂世的處世哲學,引用《顏氏家訓》的資料嘲諷士大夫的茍活意識，內含著對周作人批評之意；次年所作《“題未定”草(六至九)》討論陶淵明的作品,直接矯正了朱光潛的審美偏差,以為全面理解作家的作品殊為重要。“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文中還談及南朝齊詩人謝朓《謝宣城集》,認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系,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么要說那些話”。京派學者在許多領域不能與現實有效對話,那時候周作人、廢名、朱光潛等人的審美意識,忽視的恰是從復雜文脈里尋找精神原色。魯迅的“暗功夫”沖擊了他們的精神圍墻,論爭里帶出的震動,與其說是對古人的重新發現,毋寧說是批判理性在新文學里的一次綻放。

這是顯然的:魯迅體味魏晉文脈的時候,在前期呼應了疏離桐城派的思潮,重個性,遠道統,彰顯著一種創造精神；后期則有精神界戰士的內力,質疑“純粹的審美靜觀”的破綻,審美判斷里沒有脫離時代語境,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收入眼底,故凝視文本的時候,看到的是社會風氣的流轉,明暗的聚散。一切文學,都是社會存在的折射,詩文的想象與創造性的表達,也留有時代痕跡。這個看法,與勃蘭兌斯、廚川白村、普列漢諾夫的文學思想很像。魯迅借用不同的資源,激活了傳統有意味的部分,他的論述性的文字至今還散著熱度,乃因為切入了社會的機體和人性的深處,作家的感覺與學者的見識互為參照,其文學史觀念就有了弦外之音,和別樣的寄托了。

——孫郁：《魯迅體味魏晉文脈的方式》，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公眾號202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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