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球要聞：“世紀(jì)兒”的漫游，“內(nèi)觀高手”的冒險

1900年出生的作家注定不凡？寫《小王子》的那位圣-埃克蘇佩里，就是1900年出生。布達(dá)佩斯的馬洛伊·山多爾也一樣，他的自傳三部曲《一個市民的自白》寫得細(xì)而綿密，他的敘事，帶著全部的所思所感飽脹起來，仿佛要滲出有限的篇幅，繼續(xù)占領(lǐng)讀者在掩卷之后的意識。或許，一想到自己的生年和自己所具備的條件，馬洛伊就感受到書寫的使命之大。

馬洛伊·山多爾出生和幼年時，布達(dá)佩斯成了一個真正的“市民社會”，城市的核心居民都是靠著財富、事業(yè)和地位進(jìn)入社會的中上層，接受了最新潮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藝術(shù)品位，重視兒女教育，往往還熱衷于在國內(nèi)外旅行。雜居，“多元”，是這個社會的特點。馬洛伊是匈牙利本民族的人，鄰家就住著猶太居民，有的猶太居民謀求改宗天主教，有的則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窮親戚來往得多，但和基督徒鄰居的關(guān)系更好……多元到了如此地步。

(資料圖)

馬洛伊自己家是個大家族，也算是新富，但在他的筆下，家族很快即露出沒落之相，那些各具特色的家族成員，最終的結(jié)局大多是死去或不知去向，從他的視聽所及中消失，令他不時感慨少年的十幾載只是夢一般：“一個曾經(jīng)存在的大家族；難道它就是這個樣子，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張嘴、一雙眼睛和幾個手勢，幾件家具……”

14歲那年，馬洛伊在一個親戚的鄉(xiāng)村別墅度暑假時離家出走。理由不太分明，沒有什么明顯的事件刺激到他。他比讀者更想知道原因，他一連問了幾個“為什么”，最后說，他很難用明智的頭腦理解“擺在面前的東西”，很難理解自己為何不肯坐享其成，同自己與生俱來的、原本歸屬的階層和睦相處，最后他說，也許，“在我體內(nèi)泛濫著一個瀕臨滅絕階層的無根性”。

確實，布達(dá)佩斯的市民階層，只存在于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就在他14歲那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突然爆發(fā)，三年后奧匈帝國瓦解，使得這一代自我認(rèn)同為奧匈公民的布市市民失去了身份感。而馬洛伊似乎擁有先見，早早就在內(nèi)心將自己放逐了出去。他不能以布達(dá)佩斯人或匈牙利人自居，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歸宿是一個“歐洲人”，他必須把民族多如牛毛、歷史無比復(fù)雜、國界區(qū)界變動不定的歐洲認(rèn)同為一個完整的文化體，從而真正四海為家。

他旅居過的很多地方都是德語區(qū)，一個個地名同他心靈成長的一個個階段、一次次閃光聯(lián)系在一起。他告訴我們，在萊比錫讀了卡夫卡后，他便開始“在驚恐中迅速開始寫作”；客居法蘭克福期間，他的思想極為活躍，既意識到“某種使命”，又感到自己的軟弱，他覺得“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霧里”，“我對唾手可得的成功感覺良好，但又不太看重這種表達(dá)的機會”。他會對比在各個地方的感受：他說在德國，匈牙利人是“高貴的外國人”，各地的德國人都對他很友好；而在法國和英國，他就“感覺當(dāng)?shù)厝苏勗挄r，總有什么事瞞了我”。但他又說，這不意味著法國人、英國人排外，只是因為他自己的語言跟德語互通起來更方便而已。

即使切身感知到德國人的善意，德國也不是一整個本質(zhì)化的、無高低起伏的國家。看了馬洛伊的旅程，你起先會向往德國，而最終你會對自己身處的地方產(chǎn)生興趣，想要去更細(xì)致地分辨地方與地方、人與人的差別。在馬洛伊這里，德國是符騰堡的森林，圖林根的群山，西里西亞的沼澤，勃蘭登堡的湖泊，是魏瑪、法蘭克福、萊比錫和慕尼黑，也是席勒，是歌德。德國既是所有這些的總和，又不是它們的簡單相加。最終，當(dāng)這些都被疾走的列車甩在了身后，馬洛伊的心得和當(dāng)年離家時一樣：那個被他甩下了一次的家不是原來的家，而那個被他拋下的德國，也不再是它之前的樣子了。

他謙稱自己“記性不好”，“我只對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隊列的‘事件矩陣’留有記憶”，所以事件如水一樣流出他的筆下，帶出不會終結(jié)的風(fēng)景，每一個地名都有同它相關(guān)的鮮活畫面：一個桀驁的親戚，一幢建筑，一些女人或一些小販，仿佛都是一條條華麗的尾羽上的圖案，被一只永遠(yuǎn)昂首向前的雄孔雀拖在身后。最為重要的，每一段記憶和每一處風(fēng)景，都是與馬洛伊深度相關(guān)的，他既謙卑又自豪地說，我僅僅記錄我觀察、我體驗的事情，這些事情因為我的記錄而具有價值。

他大半生都是個浪游各地的世界公民，因此，當(dāng)歷史進(jìn)入冷戰(zhàn)時期，馬洛伊也沒有沾染那些與政治不清不楚的事情。然而，這本“靈魂感”十足的自傳，當(dāng)初他必須自己做好刪節(jié)，才勉強得以在匈牙利出版。

現(xiàn)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中譯本三部曲是未刪的全本，但比起什么“猛料”而言，馬洛伊那種刻苦“求真”的風(fēng)格才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財富。在他的記述中，沒有一個時刻是不經(jīng)過審視而匆匆滑過去的，例如他告訴我們，自己旅居過這么多的國家，卻無法對任何一個國家做出一些概括性的評價，因為他認(rèn)識的是具體的人，是具體的城市里的具體的地方，甚至于談到他的家族，他也不愿意從一個個親屬身上提煉出什么“共同基因”來。

他是內(nèi)觀的高手，從內(nèi)部破除了對回憶、漫游、事業(yè)、愛情的各種膚淺想象，他走過的歲月既不是崢嶸的奮斗，也談不上恣情的流浪——而是一段你不讀到最后一個字，就不能真正體驗完成的冒險，你必須跟隨他綿延不斷的筆觸去朝拜一個神靈，被他所驅(qū)馳，一次次在含混的動機之下前進(jìn)，撤退，拐彎，逃跑。要真正領(lǐng)受馬洛伊這位“世紀(jì)兒”的財富，就要乘著每一個字的東風(fēng)，像他本人一樣深度而華麗地活上一遍。（作者為作家、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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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洛伊·山多爾（Márai Sándor，1900-1989），匈牙利著名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主要作品有《燭燼》《偽裝成獨白的愛情》《反叛者》《分手在布達(dá)》以及“自傳三部曲”《一個市民的自白：考紹歲月》《一個市民的自白：歐洲蒼穹下》《一個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等。匈牙利文學(xué)評論家普莫卡奇·貝拉有言：“假如，有過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觀、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著文學(xué)的作家，那么毫無疑問，這個人就是馬洛伊·山多爾。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在他的語言中，可以窺見個體與群體的有機秩序，體現(xiàn)了整個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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