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史學的傳統(tǒng)_世界今日報

馬勇

章太炎、梁啟超等人開啟的新史學運動至今一百多年了，中國史學面貌也確實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一方面享受新史學帶給我們的啟示，開辟新的學術路徑、學術領域，另一方面實踐新史學宗旨，豐富新史學的內(nèi)涵。

當時的歷史學家似乎很難找到新的方式去改造舊史，編訂新史

【資料圖】

在新史學發(fā)生之前，中國史學傳統(tǒng)已經(jīng)根深蒂固，花繁葉茂。自孔子以迄晚清兩千多年，中國歷史學不僅留下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歷史著作，而且在史學表達方式上，幾乎所有能想到的著述體例，都已經(jīng)被發(fā)明出來了。歷史學家想再發(fā)明一個什么新的方式，在20世紀開始那些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編年體、國別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斷代體、大事記、通志、圖表、點評、史論……但凡能想到的體例無一不被發(fā)明。當時的歷史學家除了在舊的框架下博覽群書，排比史料，探幽發(fā)微，似乎很難找到新的方式去改造舊史，編訂新史。

不僅歷史著述的形式如此，官方歷史幾千年所表達的內(nèi)容也前后一貫，套用一句老話說，千篇一律皆為一家一姓之族譜、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盡管也有食貨志、天文志、律歷志，乃至釋老志、經(jīng)籍志等，極大包容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正如后來許多新史學傳承者所批評的那樣，舊史學的最大問題是看不到民眾，或者說人民的影子，對中國歷史的描述從來就是大而化之，既沒有極為細致的數(shù)量分析，也沒有底層民眾的生活。這是舊史學的最大缺陷。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是，中國文明素來自譽為舉世無雙，中國歷史學也素來有自己值得驕傲的成就，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不論是周邊，還是15世紀之后的西方，他們看到了中國文明的優(yōu)長之處，也從中國學到了不少東西，但是他們并沒有學習中國的歷史學，尤其沒有學習中國歷史學的著述體例，沒有像我們這樣始終如一地重視紀傳體、編年體，重視帝王家譜、族譜。東西洋各國在近代實際上延續(xù)傳承希臘羅馬以來的歷史學傳統(tǒng)，注重分析，注重敘事，注重社會層面，而不是只注重英雄，使歷史學淪為帝王家譜、族譜。

新史學的出現(xiàn)為中國歷史學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路

西方因素進入中國之后，中國的歷史學漸漸地發(fā)生著變化。乾嘉諸老對歷史學應用層面的開拓，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如果仔細研索，內(nèi)中多少都有外部影響在，尤其是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等，明白地提示了外部史學開始影響中國，不論是從形式上，還是從內(nèi)容上。

中國歷史學真正發(fā)生“范式轉(zhuǎn)移”還是甲午戰(zhàn)爭結(jié)束，《馬關條約》簽訂之后的事情。如果沒有政治上的轉(zhuǎn)型，沒有一個全新社會形態(tài)的出現(xiàn)，中國歷史學當然也會緩慢地向東西洋各國靠攏，也會變化，只是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政治面貌急劇變化，讓文化的變化迅猛而劇烈。

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被迫接受外國人在各通商口岸的國民待遇，而這個國民待遇不是參照中國，而是參照東西洋已經(jīng)近代化的各國。這些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像在東西洋各國一樣自由生活，自由從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活動。這個示范在最初階段當然有風險，它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甚至傷害中國體制，誰也沒有辦法預測，但是允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活動畢竟寫進了條約，中國也沒有辦法完全不遵守。

隨著時間推移，通商口岸帶給了中國示范意義，那時的“先富階級”也爭先恐后跑到通商口岸，用各種方式分享通商口岸自由貿(mào)易的便利。于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先前幾十年只變其“末”不變其“本”，只要其“用”不要其“體”的洋務自強運動漸漸轉(zhuǎn)向，維新變法漸漸成為時代主題。持續(xù)兩千多年的“四民社會”開始解體，一個全新的資產(chǎn)階級開始出現(xiàn)，中國社會也開始向自由資本主義轉(zhuǎn)軌。

近代中國的路徑與西方、日本都很不一樣。由于在甲午戰(zhàn)前幾十年，中國一直處在國家主義主導的發(fā)展順境，缺少最起碼的近代啟蒙，思想的變化嚴重滯后。因為幾十年的經(jīng)濟增長期，除了郭嵩燾、鄭觀應少數(shù)智者略具憂患意識、近代思想，整個社會充斥著盲目的自信、樂觀，莫名其妙的狂妄。于是，甲午戰(zhàn)后因為自由資本主義的發(fā)生，中國并不僅僅是調(diào)整和重構體制，也引進消化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思想體系，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甲午戰(zhàn)后中國學術的整體性變動。嚴復引進宣揚的“進化論”，不僅為中國人提供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政治動力，而且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歷史觀，中國歷史學的重構、重建，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重構，有了嚴復提供的新思想資源，才真正成為可能。

據(jù)此，我們?nèi)タ凑绿住⒘簡⒊㈥愴赍贰⑧噷崱⑼鯂S等人，在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關于中國歷史學的思考，就比較容易理解新舊時代轉(zhuǎn)換之際學術進步的可能、力度與局限。

新史學的出現(xiàn)為中國歷史學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路，自章太炎、梁啟超之后，中國歷史學的面貌完全改觀，舊的史學范式至《清史稿》完成而走向終結(jié)，中國歷史學漸漸與東西洋各國歷史學趨于一致，這在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陳垣、呂思勉、錢穆等人稍后的研究中，均有完美體現(xiàn)。

一百多年過去了，新史學形成了自己的“小傳統(tǒng)”，不再將歷史學視為帝王一家一姓之家譜，而是廣泛記錄、分析社會的變動；也不再是簡單的“資政”，而是最大限度還原歷史逼近真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學術。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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