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云間-全球視點

“夢里，我化作一只小小的蠶——

(相關(guān)資料圖)

吐絲、吐絲、吐絲……直到吐出

最后的一根，生命便該悄然離去……”

很多年后，楊苡依然會想起小學(xué)時代的那條小綠蠶，在兵荒馬亂的動蕩時刻，是如何被遺留在校園里，孤獨地面對著死亡的命運(yùn)。她嘗試著去拯救這條微不足道的小小生命，卻被姐姐強(qiáng)行拖了回來。她只能面對這場注定的生離死別。

死，她并非沒有經(jīng)歷過。父親死時，她尚在襁褓，父親對她而言只是一個家人偶然提起的模糊印象。二姐死時，她又太小，那個瘦削、安靜而美麗的少女，她還記得她把軟軟的手放在自己頭上的感覺，而二姐的死帶來的更像是一場沉默悲劇在猝然高潮后的戛然而止——長房正妻娘請了一個道士來病人床前作法，烏煙瘴氣的香煙中，一只黑色的公雞咔嚓一聲被折斷脖子，鮮血噴濺而出，那只垂死掙扎的公雞一下子飛到二姐床前，這駭人的場面帶給楊苡幼小心靈的，只有恐懼，當(dāng)她回頭看到二姐時，只見她躺在那里，“滿臉?biāo)阑遥瑨熘鴥尚袦I，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驚恐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死亡帶來遺忘，帶來恐懼，也帶來永別的哀傷。但校園里那條小綠蠶，讓她理解了悲憫與愛，也讓她感受到何謂離別。就在她行將離開那座教給她愛與離別的學(xué)校之時，她與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相遇了。他就是巴金。

別

她給巴金寫第一封信時，十七歲。

在此之前，她已經(jīng)讀過了許多巴金的書。盡管楊苡自始至終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巴金編譯的《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蒲魯東的人生哲學(xué)》，她一樣捧來閱讀。一如楊苡所感受到的，巴金的小說對“五四”后的年輕一代有獨特吸引力，他的成名作《家》具有雙重的魅力，既勾勒出一個衰朽舊式家族種種不堪為人所道的瑣細(xì)暗面，足以滿足那些窺探的眼睛，同時，書中塑造的三個主要角色：覺新、覺民、覺慧，更以他們的掙扎與奮爭戳中了無數(shù)讀者的心——畢竟，能夠閱讀并讀懂這部厚重巨著的讀者，大都也出自這樣的舊式家庭，感受著新文化運(yùn)動以來舊雨新風(fēng)的鞭撻與吹拂，他們能感受到書中人物的彷徨與無奈，聽懂他們的抱怨與控訴。

“巴金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誠然，同樣是一個等級森嚴(yán)的大家庭，同樣少年喪父，家境也同樣走向衰落，而自己也像主角一樣，在新式學(xué)校中接受到了平等自由的新思想，那種渴望走出家去的強(qiáng)烈沖動，以及對離開校園直面世界的興奮與不安，一切都如書中的那個年輕的主角覺慧一樣。在第一封表達(dá)崇拜的信收到回信之后，楊苡寫了第二封信，講述了自己對家庭的不滿，“重點是表示，我要做他筆下的覺慧”。

但巴金的回信，卻表示“不贊成”，勸勉她“年紀(jì)太小，應(yīng)該先把書念好，要有耐心”。對一個渴望走出壓抑沉悶的舊式家族、擁抱嶄新世界的少女來說，這無異于一杯冰水，多年后，楊苡依然對巴金為何阻止她成為書中離家出走的覺慧感到些許困惑。

“巴金總是愛護(hù)年輕人，為他們設(shè)想的。”但當(dāng)時的楊苡或許未必完全了解巴金更體貼入微的苦心，他并非不愿自己的讀者沖破舊式家族的束縛，為尋求自由而出走，只是，他更深知出走將會付出怎樣高昂的代價。書中那個離家出走的覺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巴金自己的寫照，他確實離開家庭，沿著新文化運(yùn)動開辟的方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他付出的代價，卻非小說結(jié)尾那樣安穩(wěn)的結(jié)局。他離開了李家，但他的大哥李堯枚卻要獨立支撐起整個家族，負(fù)擔(dān)起弟弟離家闖蕩的資費。新的理論讓他愿意將自己的弟弟送出家門，去追尋新潮，但舊的家庭環(huán)境卻要求他肩負(fù)起所有的重?fù)?dān)。“在舊社會、舊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氣十足的少爺；在他同我們一塊兒談話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了”，而這種方式，是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堯林在當(dāng)時所不能理解的，“我們因此常常責(zé)備他，我們不但責(zé)備他，而且時常在家里做一些帶反抗性的舉動，給他招來祖父的更多的責(zé)備和各房的更多的攻擊與陷害”。兄弟間的友愛，讓大哥代替巴金和三弟承擔(dān)了來自家族的壓力，但他叛逆的弟弟卻不能悅納他，哪怕他寫信告訴巴金自己會自殺，巴金依然“不曾重視他的話”。直到1931年暮春時節(jié)，他終于自殺了。讀到大哥的遺書，巴金才明白為了自己的反抗，大哥付出了怎樣沉重的代價。

或許正是在楊苡的第二封信中，巴金看到了當(dāng)年的自己，他不愿這個女孩兒復(fù)制自己當(dāng)年的悲劇。而這位一向為年輕人設(shè)想的年輕作家，或許為這位年輕的女讀者考慮得更深更遠(yuǎn)。畢竟，社會發(fā)展永遠(yuǎn)會落后于思潮前進(jìn)的速度，盡管早在清末便提出了“女界革命”的口號，鼓勵女性行動起來，沖破家庭的桎梏，去做理想中自我解放的“新女性”，但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鴻溝，絕非靠一兩句口號可以抹平。

楊苡的四姐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她是楊苡父親二姨太的女兒，當(dāng)她離開楊家后，她同時也離開了學(xué)校，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京戲演員。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上午打了胎，晚上又要登臺。“據(jù)說那天晚上唱完了戲，到后臺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紙墊著，十刀草紙也不夠用，全浸透了，簡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這么沒了。”楊苡如果離家出走，會不會像四姐一樣，走上悲劇的絕境，或許難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她，還是她的家庭，都會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巴金深深地明了這個道理，楊苡也很幸運(yùn)遇到的這個愿意傾聽她訴說的人是巴金。而更幸運(yùn)的是，巴金推薦給她的另一位值得傾訴的對象，他的哥哥李堯林。

“對巴金，當(dāng)著面我都是稱‘李先生’，李堯林是他哥哥，就稱‘大李先生’，寫信的時候不一樣，給巴金寫信，只稱‘先生’，寫給李堯林，就稱‘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寫給巴金的信主要是說苦悶，給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賬一些，多說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匯報。”

照片上的李堯林是個高而清瘦的中年人，在南開中學(xué)當(dāng)老師。日軍炸毀了南開學(xué)校的校舍后，他到耀華任教。比起巴金，大李先生更善于和年輕的學(xué)生們交往，“他有許多愛好，拉小提琴，聽古典音樂，喜歡逛書店，溜冰很拿手……在學(xué)生心目中，他簡直是個‘快樂王子’式的人物”，他帶給楊苡的，正是一種樂觀向上的態(tài)度，他親切、瀟灑、衣著講究得體，風(fēng)度翩翩。他并非沒有苦悶，但他在楊苡和朋友們面前總能以一種達(dá)觀的態(tài)度去消解苦悶，“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嘆：‘什么都是irony?of?life（生活的諷刺）！’也不止一次讓自己樂觀起來：‘我主張happy-go-lucky（隨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記得，有次散步時他說他贊成‘a(chǎn)ll?or?nothing（要么擁有一切，要么一無所有）’，對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運(yùn)的安排了，但隨即他就苦笑著補(bǔ)了一句：‘對于我，就是一無所有！nothing！’”

巴金是信紙那一端的師長，而大李先生則是一同散步、聽音樂、看電影的身旁友人。大李先生寫給自己的每一封信，楊苡都仔細(xì)地在信封背面下角寫上數(shù)字，視若珍寶地珍藏起來。她心中定然對這位師長生出了一種特殊的情感，多年后，她將這種情感解釋為“敬仰”。但這種仰望中也包含著一種心靈上的契合與理解，是一種大大方方、干凈澄澈的戀慕。就像當(dāng)大李先生前往學(xué)校從楊家門前路過時，楊苡都會把房間里對著街上的窗戶打開，在留聲機(jī)放唱片，開到很大的音量，放的是他們討論過的音樂，“我希望他聽到唱片會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給他聽。他的確也會朝樓上望過來，雖然他并不能看到我。”

他們走得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一次電影散場后，大李先生默默地隨著涌出的人群走出，漠無表情地站在楊苡面前，“他沒有喊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他站在大臺階下面望著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近他。他笑起來，對她說：

“我?guī)闳ヒ粋€地方。”

那是楊苡第一次來到海河邊，盡管這里距離她居住在租界的家不過數(shù)里之遙，但她從未走到過這里。那一刻看到的一切，直到一個世紀(jì)后，依然清晰地銘印在她的腦海中。

“你看，你就會坐這樣的輪船離開你的家鄉(xiāng)的！”大李先生輕輕地對她說。

“李先生，那你呢？”

他嘆了一口氣，笑笑說：“我遲早也要走開的。”

1938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一周年的那天，楊苡在海河碼頭，登上了“云南號”客輪，離開天津。那天上午，他們想辦法見了一面。李堯林送給她一盒貴重的手絹，他掏出鼓鼓囊囊的口袋，里面裝滿了碎紙片——那是她寫給他的信，街道上空空蕩蕩，碎紙片拋撒漫天，紛紛揚(yáng)揚(yáng)。

她對他說：“昆明見！”

在她遠(yuǎn)離的那座房子里，他寫給她的信整整齊齊地疊放在一起，直到硝煙下戰(zhàn)栗的火焰，將它們化為片片飛灰。

云

“月光像水一樣洗著我們還濕著的頭發(fā)，好像是在輕輕地梳著梳著，使它更顯得烏黑濃密。那樣清涼的月色擁抱著那樣平靜的海，仿佛它不久以前表現(xiàn)出的怒氣全被月色溫柔地?fù)崞搅耍槒牡卣归_了一幅無邊的閃著銀點的緞面。我們喃喃說：這多像夢！海之夢、月之夢，就這樣任憑它載我們遠(yuǎn)行吧！是的，這是一些還未嘗到人間苦澀的少女的夢……”

這般羅曼蒂克的海上夢幻，作為楊苡前往云南西南聯(lián)大的鋪墊，可謂恰如其分。西南聯(lián)大這個名字，在今天已經(jīng)成了一個浪漫傳奇。環(huán)境艱苦卻名師林立，培育的英才更是各擅其才，在不同領(lǐng)域功績卓著。楊苡前往的，正是這樣一個神話般傳奇的所在。恰如她在前往昆明的海輪中所描述的那樣，那是“一些還未嘗到人間苦澀的少女的夢”：

“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鮮的，包括它一時晴一時雨的天氣。雖然昆明不夠現(xiàn)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舊，沒有高樓大廈，但我迷戀上了昆明的云、樹、山、水，還有那幾座廟宇，西山上的‘龍門’，城里金碧路上豎著的‘金馬’和‘碧雞’兩個大牌坊……我們這些在租界長大的孩子覺得一切都美極了。當(dāng)然還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風(fēng)格的油畫，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緞子一樣的漣漪也是可以入畫的，直到老年了我還會夢見。”

在晚年的回憶中，楊苡勾勒出的自己初見的昆明是宛若天津中西女校一般的世外桃源。她入學(xué)之初搬進(jìn)的青云街8號，是一座云南樣式典型的老式大院。盡管居住環(huán)境比天津租界的洋房要簡陋不少，但對初來昆明求學(xué)的學(xué)子來說，卻是燃燒著知識光焰的圣堂之一。她的左鄰右舍皆是聞名遐邇的名人。與她同住第一進(jìn)的鄭穎蓀是知名的古琴家。而住在后進(jìn)的人則是沈從文與楊振聲。給她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便是沈從文。這位和顏悅色的名作家，在得知她對文學(xué)詩歌的興趣后，更樂于把她引薦給自己的文學(xué)同道，有天晚上，她“忽聽到清脆的女聲喊‘從文’，就見到對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來，拿著燈往下走，燈在樓梯上移動，人就像飄下來似的。而后就聽見沈先生大笑，原來是冰心從呈貢來看他”，沈從文特意朝她的窗戶喊道：“楊小姐，下樓來見見冰心女士！”

楊苡也在西南聯(lián)大收獲了新的友誼，王樹藏與陳蘊(yùn)珍便是她的兩個至交好友。王樹藏是著名詩人蕭乾的女友，蕭乾親昵地將她稱為“小樹葉”。而陳蘊(yùn)珍，以“蕭珊”之名為人所知，她后來成為了巴金的妻子。

許多年后，楊苡依然記得她們?nèi)倥囊淮我剐小Ｄ鞘且粋€除夕之夜，三名少女在沈從文家里守歲出來，已經(jīng)是午夜時分了，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擔(dān)心她們的安全，但這三名少女卻滿不在乎地嘻嘻哈哈。而沈從文則笑瞇瞇地夸贊她們是“三個勇敢的少女”。

三個少女就這樣踏上了這場夜路冒險，昆明郊外的公路沒有路燈，她們踩著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前進(jìn)，手中的火把不時晃一晃，以驅(qū)散黑暗中突如其來的危險。她們用以壯膽的“武器”，只是每人手中的一根甘蔗。

“蕭珊緊緊挽著我，也不大說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覺到彼此的心跳……只有樹藏是真的不在乎”，她提議啃甘蔗，三個人便吃了起來，一路只聽到她們撕啃甘蔗皮的聲音，“呸呸”吐著甘蔗渣的聲音，在夜里顯得特別響亮，讓她們一時忘記了害怕，大笑起來。笑過之后，依然心懷驚懼的蕭珊忽然問道：“要是樹底下忽然跳出個人來怎么辦？”王樹藏則一邊繼續(xù)“呸呸”不停，一邊答道：“打！拿甘蔗打！”

其實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夢

除夕的這次夜行，有驚無險，為聯(lián)大生活這場美夢中添色增彩。但西南聯(lián)大的日子，卻并非總是這般。1938年9月28日，“那天是個大晴天，天上一絲云彩都不見，真的是碧空如洗，藍(lán)得讓人心醉。”年輕的學(xué)生們喜歡將這樣的晴爽的藍(lán)天稱為“藍(lán)得像馬德里”，盡管沒有人去過西班牙的馬德里。但，就在片刻之后，“馬德里”的天空化作了格爾尼卡的慘霧。十分刺耳的聲音驟然響起，讓人本能地捂住了耳朵，“沒容我們分辨那是什么聲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動耳膜的爆炸聲了。炸彈一顆顆落下來，地動山搖”。

這是一場噩夢，1938年9月28日的這場空襲，只是這場噩夢的開端。炸彈瞬間摧毀了所有羅曼蒂克的傳奇。“到處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許多聯(lián)大的師生，滿身的灰土”，在逃難的人流中，楊苡第一次見到舉世聞名的詩人聞一多，在中西女校時，老師曾帶領(lǐng)她們讀過他的《死水》，而此刻，這位詩人茫然地站在人流之中，“亂亂的頭發(fā)上全是灰土”。

空襲從此成了時刻盤旋在頭上的死神。第一次空襲只是日后長期噩夢的預(yù)演，對楊苡來說，這并不是對她打擊最大的一場空襲。多年后，在寫給女兒趙蘅的一段提綱上，她寫道：“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此時的楊苡已經(jīng)嫁為人妻，正在等待預(yù)產(chǎn)。

查閱檔案便會發(fā)現(xiàn)，此時正是日軍對昆明空襲的頻繁時期。1941年4月8日的空襲尤為慘重，被昆明人稱為“四·八血案”，這一天中，日軍共投彈82枚，炸毀房屋891間，燒毀房屋1830間。頻繁的空襲下，楊苡不得不大著肚子跑警報。恐懼、無助、絕望，或許產(chǎn)婦生理期導(dǎo)致的抑郁癥候也加劇了這場噩夢。在這種極其糟糕的情緒下，她給相信足以托付心聲的大李先生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信發(fā)出后，大李先生沒有回信，而且從此之后，“就杳無音訊，連明信片也不來了”。“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直到晚年，楊苡依然為這封無理的信感到深深地后悔。但直到最后，她依然不知道大李先生沒有回信的真正原因。他的弟弟巴金也沒有給她一個明確得足以讓她信服的答案。

時間就像雪，會掩蓋一切，也會融化成水，淡化一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長達(dá)八年的噩夢終于在這一刻終結(jié)。但狂喜過后，她等來的卻是一場悲傷的夢：“李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離開了我們。我很難過，希望你別。”

“百歲以后，我還好多次夢見過大李先生。有個夢特別奇怪，夢里的背景并不是我家，像北京的房子，四合院那樣的。他喝了酒，發(fā)脾氣，在前面砸門，老潘子抵著門不讓他進(jìn)來，他就嚷嚷：我找她說兩句話有什么不可以？！而后就把門踢開了。進(jìn)來站在院里對后面喊：我只說一句，說完就走。他跟我說的一句是：我不是賴斯基！我回了一句：這里也沒有馬克！”

“這夢太奇怪了，大李先生不喝酒，從來都是很紳士的，我哪見過他發(fā)脾氣？夢里成了那樣。”

“睡眠不能帶給我休息，

我清醒著的眼睛永遠(yuǎn)看不見，

死去的人的影子，

環(huán)繞在我的床前。”

人生，或許就是一場又一場的相聚與離別。在這生與死縈繞輪轉(zhuǎn)的世間，只要活著，一切都有可能發(fā)生，而一切可能，也都可能被死亡粗暴地打斷。許多的歲月之后，歷經(jīng)生死的楊苡回顧往昔，或許會發(fā)現(xiàn)在過去的一個世紀(jì)中，她見證了如此多的生離死別，而別離的場景常常不是一曲挽歌，甚至不是一聲吶喊，而是無奈的呻吟，是荒誕的哭嚎。

死亡會奪取一切，但惟一不會奪取的，就是夢。至少在夢中，一切不會那么容易戛然而止，也至少在夢中，生人與死者還可以擦肩而過，握手寒暄，只是分不清夢里的他究竟是真的，還是只是自己內(nèi)心的造相——但唯有一點毫無疑問，那就是夢中浸透的那份情感，無論是思念，追悔，悲傷，還是歡欣，那是等待許久的希望，而希望，本就無所謂真實或虛空，因為支撐這希望穿過一個世紀(jì)的歲月，繼續(xù)等待下去的，是愛。就像楊苡經(jīng)常引用的那段《哥林多書》中的箴言：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fā)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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