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槍患背后的制度性不作為

連日來，美國休斯敦、紐約等大城市相繼發生槍擊案。特別是紐約槍擊案發生在市區地鐵站，引發極大恐慌。數據顯示，截至本月10日，紐約今年已發生322起槍擊事件。若將視野放大到全美，數字更加觸目驚心——2020年4月之后，美國平均每天新增0.78起大規模槍擊事件，每天新增0.49人死亡，每天新增3.40人受傷。

美國槍患頻仍，近兩年愈加嚴重。究其緣由，社會環境劇變是明顯誘因。當下的美國，疫情失控、種族對峙、黨爭升級、通貨膨脹等因素交織發酵，社會上彌漫著濃重的戾氣與悲觀，不斷消解著民眾對于穩定的預期。這一背景下，犯罪愈發增多，不安愈發加劇，擁槍愈發迫切，形成惡性循環。2020年，美國槍支銷量同比激增64%，達2300萬支，其中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泛濫的槍支與焦慮的人群相遇，擦槍走火在所難免。

悲劇不斷發生，解決卻難上加難。就在紐約地鐵槍擊案發生的前一天，美國總統拜登還在呼吁國會通過法案加強購槍背景調查、禁止銷售攻擊性武器及大容量彈匣。然而，說了半天依然是“說了個寂寞”。在這方面，奧巴馬政府曾經更努力，前后20多次推動控槍，照樣無果而終。很顯然，這里頭夾雜著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阻力，某種程度已成為制度性不作為。

首先，擁槍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關于“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的條款，讓槍支文化深植于美國社會。盡管多年來呼吁修改上述條款的聲音不絕，但誰都不敢真正在“擁槍自由”上動刀。其次，美國的槍支制造和交易已形成巨大利益鏈。以全美步槍協會為代表的利益集團擁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游說策略，為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提供大量政治捐款，并與之組成了“政客+軍火商”的軍工聯合體。前臺政客成了資本利益集團的提線木偶，又有幾分真心和決心去斷金主的財路呢？因此，盡管每次槍擊案后，美國社會都會響起反思之聲，但最終往往是，觀點各異，彼此不服，爭來爭去，回到原點。

控不了的槍支，止不住的死傷，本質上是美國政治制度深層弊端的集中反映。在一個“金錢政治”、兩黨互撕的環境中，連戴不戴口罩都能爭論不休，又何況是牽涉更多既得利益的改變呢？對于正處于“相對衰落”漫長歷史進程中的美國來說，動蕩撕裂與不確定性或將是一種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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