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重慶“棒棒”

2010年6月20日，攝影師許康平在重慶朝天門碼頭拍下冉光輝牽著兒子扛貨的照片。資料圖片/許康平 攝

2月24日上午，冉光輝在大正商場扛貨。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2月28日下午，重慶解放碑附近等待接活的“棒棒”們。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2月27日凌晨，付家林等10名“棒棒”扛一臺安檢儀。新京報記者 戚厚磊 攝

冉光輝試著送外賣，做了兩單，不干了，現在仍舊在大正商場里當自己的“棒棒”。靠著這個，冉光輝養活了家人，甚至在重慶市中心買下一套房。

山城重慶沿山而建，四面八方都是山。這樣的地形下，扛著一支竹棒兩根繩索，在街頭接活兒謀生的人，成為都市搬運的重要力量，他們被叫做“棒棒”。

數據統計，隨著城市化進程，“棒棒”的人數在20年的時間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在媒體表述中，冉光輝是被視作重慶“棒棒”精神符號的男人。2010年，這個一手扛著貨，一手牽兒子的山城“棒棒”，被攝影師許康平拍下，隨后在網絡上傳播，一時轟動，有人說他“肩上扛著家庭，手里牽著未來”。

目睹著行業的消亡，冉光輝也開始嘗試轉型。偶爾，他會打開大號直播打光燈，對著手機前置攝像頭推銷奉節臍橙，身后的墻上貼著許多臍橙的包裝箱紙殼。拍視頻、做直播，他一半為了自己開心，另一半，或者是為了試水電商。

可這些都不耽誤他每天去大正商場“上班”。嘴里叼著11塊錢一包的云煙，肩上扛著一兩百斤的貨物，他穿梭在密密麻麻的店鋪之間，上樓梯跑得比別人下樓梯還利索。

扛著家庭的冉光輝，今年52歲了。當年的小兒子正讀初三面臨中考，商場里的老兄弟還在干的只剩十幾個。他有危機感，這危機感來自歲月累積，來自一整個“棒棒”時代如嘉陵江水一般地轟隆遠去。

當了一天外賣“步兵”

年關已過，姑娘們的裙角拂過解放碑，這是重慶最舒服的季節。

冉光輝還嫌天不夠熱。他喜歡夏天，哪怕是最悶熱時也行，扛箱子的時候不穿上衣，流汗流得痛快，還不用反反復復穿衣脫衣。“干活不撇脫（川渝方言，意指方便）。”

2月26日，他單穿一件加了薄絨的圓領長袖衫，匆匆忙忙往大正商場趕。這是重慶最繁華的地段，他順著新華路一直往下走，大約10分鐘以后就能到達目的地。

“有人說我送外賣去了，其實就去了一天。”冉光輝說，2021年年底，隨著“雙十二”落幕，“棒棒”生意開始進入淡季，在別人的建議下，他嘗試去送外賣。本來想著這活兒不會比當“棒棒”更辛苦，但是真的跑一下，他發現不是那么回事兒。

在地形復雜的重慶，每一個陌生訂單的具體位置，冉光輝都要琢磨很久。“爬上爬下，有些地方沒有電梯，累得很。我又不會騎車，只能做‘步兵’，送貨全靠腿。”只跑了兩單，冉光輝就放棄了。“一單四塊五，加起來九塊錢，還要被平臺扣三塊。這個錢不好掙。”

一個“棒棒”改送外賣，可能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可這個“棒棒”是冉光輝，就引來了很多關注的目光。

2010年，攝影師許康平在重慶拍到冉光輝牽著兒子送貨的照片。后來經過自媒體二次傳播，冉光輝一手拽著背上幾乎和自己等高的貨物、一手牽著兒子的形象，一夜間傳遍全國。有人說他“肩上扛著家庭，手里牽著未來”。

現在，他“轉型送外賣”的消息，再次引來媒體的關注。

沾灰的棒棒

早上八九點，大正商場的商家們陸陸續續拉開卷簾門營業。

冉光輝把自帶飯盒放進運貨通道一個不起眼貨架的頂端，再往深里走兩步，從狹窄的沒有什么燈光的角落里拖出自己的平板推車。

“來了？”“啊。”一路上遇到同行或者商場管理人員，冉光輝會簡單寒暄兩句，但腳下從不遲緩。走到五樓，他把推車在老位置放好，正式開始一天的工作。

作為大正商場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輝每天會先和相熟的店面老板打招呼。他的業務集中在四樓和五樓，今天有沒有貨要發、有多少、什么時候發、發什么快遞，冉光輝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點譜，大概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在腦子里徐徐展開，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節奏取貨、發貨。

對針織品市場的“棒棒”來說，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衣服輕薄，箱子數量就減少，重量也輕；到了冬天，一個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一張訂單得要多發幾個箱子，就能多賺一點錢。但這樣的箱子沉，冉光輝記得自己背過最重的一單，一箱東西超過了400斤。

雖然是這個市場生意最好的“棒棒”，但這幾年越發覺得生意艱難。“現在和十幾年前沒法比。那時候一個鋪子一天發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貨出去，現在，有些鋪子兩三天發一件。”

扛活兒的時候，冉光輝不回答任何問題，穿梭在四通八達的商場通道中，常常一扭頭就不見了，只在午餐時間等工作間隙才會放松下來。“這個商場里，最開始大幾十個‘棒棒’，現在沒剩幾個人了。也沒有新人入行，我搞不好都是這里最年輕的。”

冉光輝出身農家，家里有薄田幾畝，一年四季，隔幾個月就要農忙。忙完一陣閑一陣，空下來的時間就出來做“棒棒”。“一是沒啥其他本事，二是圖個自由。”

在這一天的工作中，用肩膀背、用推車拉、用電動車運……冉光輝的扁擔放在商場里一個下水管背后，從頭到尾都沒有派上過用場。

這是一根俗稱“硬頭黃”的楠竹，顯然用過很多年，磨得油光滑亮。但現在它蒙著一層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時間里站在粗壯的白色塑膠水管背后。這里還塞著幾根棒棒，顏色各不相同，粗細差不多，長約一米，看起來都已經很久沒人用了。

扛出一套房

當棒棒們不再被使用，“棒棒”們也在逐漸消失。

“棒棒”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根據《重慶市沙坪壩區交通志》記載，1983年，為搞活經濟，重慶開始允許“農民進城搞運輸”。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山城棒棒軍”由此出現。最盛時，重慶有數十萬“棒棒”在山城上下來回穿梭，但隨著城市化進程，“棒棒軍”的人數在20年的時間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學者秦潔曾經長期居住在重慶，在對“棒棒”這個群體進行長期的人類學調查后，她寫了《重慶棒棒：都市感知與相對性》一書。書中把“棒棒”定義為“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重慶扛著一根竹棒、靠體力勞動支出、以從事人力搬運為主的零散搬運工。”

從上世紀80年代零零散散做“棒棒”算起，冉光輝入行已經二三十年，哪怕從2009年正式到重慶長期干活算，他也是從業13年的“老人”。

冉光輝十多歲時，家里親戚就帶著他“上重慶”，一根扁擔兩根繩，朝天門碼頭到處可以“撿錢”。他記得當時的行情，從碼頭挑一擔東西上大街，大概兩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兒都搶著接，從不挑三揀四，這也是“棒棒”們最講究的行規——不挑輕重，有活就要上，誰要是挑挑揀揀，會被別人看不起。

靠著踏實肯干，也因為“明星光環”無形中為他做了背書，經營十幾年，冉光輝現在在大正商場有十多個固定客戶。

對“棒棒”們來說，有沒有固定客戶很重要。“現在市場不行，固定客戶數量多就還能撐得起，如果沒有他們，全靠零散活兒，好多‘棒棒’一天都搬不到幾箱貨。”冉光輝多的時候一天要發30多箱貨出去，少的時候也有十幾箱。箱子從各個不同的店里搬出來，集中在一個地方，然后再用小推車一次性推下去。壘多寬、多高，能不能剛好塞進貨梯，他“眼睛就是尺”，一打眼心里就有數。

就這么五塊、十塊地掙，冉光輝硬生生在重慶解放碑掙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買得早也不算貴，2016年的時候7000多一平方米，40多萬元。”40萬，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貨收入10元來計算，他扛了4萬包貨。買房以后，冉光輝感覺終于給妻兒“一個家”。他話說得謙虛，臉上的神情是毫不掩飾也無需掩飾的自豪，“買房子之前我和老婆帶著小兒子租房住，20平方米，住都住不下。”

下午6點，冉光輝收工回家，家里妻子已經開始炒菜。墻上掛著幾張照片，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冉光輝看起來沒有太大差別，只是當年牽著的兒子，現在已經超過父親的肩膀高。

冉光輝對自己的成就很有自豪感，但對這個身份并不太認同。他始終覺得，做“棒棒”是賣力氣、上不得臺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經成了重慶這個城市的一張名片，體現的是當地人的吃苦耐勞、勤勞自立，2009年，在中國重慶城市形象代言人評選活動中，市民票選結果顯示重慶“棒棒”群體入圍前50強。

午夜“棒棒軍”

作為行業明星，冉光輝覺得這份工作不會再有年輕人加入。“現在的娃兒都讀過書，能找到體面工作誰愿意來吃這個苦？”

但其實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歲的付家林。“進廠打工不好，要求太多。每當辭職總會損失工資”，當“棒棒”是做完一單立刻收一單的錢，這讓付家林覺得安心。

2月26日晚上，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來最累的一單。

“今晚上這單十個人夠了，你安排一下。”收到朋友鄧常飆的短信后，付家林叫上了經驗豐富的老尹和黃世斌等人，到了午夜時分，一行人到了地鐵站內，看到要搬運的貨物時，鄧常飆的臉色已經不太好。“客戶只說了不會超過500公斤，我本來以為是自動售貨機，結果是個安檢儀。”

根據機器上的銘牌，這塊鐵疙瘩重量達到了700公斤。10個人能不能搞得定，大家心里都沒底。“兩邊都伸出來一截，不好承力；棒棒也帶得不對，太短了，要兩根三米的才好弄。”老尹做“棒棒”多年，有技術能扛重，在這群人里很受尊重。他繞著機器走了兩圈，覺得頭疼。“來吧，動手。”老尹一聲招呼，人群呼啦啦圍上去。

四條一米多長的棒棒，四個角上各用一條，一條架在兩個人肩上。年輕小伙子頂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勁，老尹和黃世斌拼著老骨頭，在最前方開路。“預備，起！”兩人的額角暴起青筋，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頂的手臂上血脈賁張。鄧常飆也在隊伍里，他身形瘦弱，使不上太大力氣，但也盡力往上頂。

一、二、三、四，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級臺階，“不得行不得行！放下來！”

有人開始抱怨，覺得光是這一臺機器今晚都搬不上去：僅這一個地鐵口，就有三個坡道，加起來將近200級臺階。

大拇指粗的繩子被松開，重新調整打結；年輕人們肩膀稚嫩，安排到不那么吃力的地方……休息了15分鐘，十名“棒棒”再次上陣。

“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步臺階，呼一聲號子，男人們所有的力氣踩在腳下、扛在肩上，不銹鋼的棒棒被壓出明顯的弧度。還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老尹仍能堅持，另一名領頭人已力不從心，付家林被頂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壓力。

16級臺階，走到第12級時，眾人的號子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變成了“雄起！”棒棒將付家林壓彎了腰，從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盡力氣，撐完最后4級。

“棒棒已經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軍”，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幾種身份：在工地打工的、還在校讀書的、做平面設計的自由職業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養活他們以及家人，在他們的選擇中，“棒棒”大多是用時間和力氣，彌補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選擇。

這個“次要選擇”，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沒仔細想過這個問題，但作為老前輩，冉光輝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嘗試著跑了一天的外賣，他還試過直播賣臍橙，也拍小視頻。“明星棒棒”的光環給他帶來流量和關注，他的視頻賬號粉絲超過10萬。

“有公司找過我，說要簽約合作，沒得意思。”他看過一些合同，覺得當主播和進廠似乎沒有太大不同，錢不能現結、直播時間有規定，連收入都是三七分賬，自己只拿三成。“你看我現在，老家有個啥子事，早上坐個車回去，晚上就回來，要跟哪個打招呼嗎？撇脫得很。”錢要手手清、時間要自由，十幾年前選擇“棒棒”的理由，現在依然適用。

冉光輝知道自己在逐漸老去，雖然豪情壯志“還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經出過問題，手指也明顯變形，他擔心自己隨時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輝嘗試轉型的同時，許多“棒棒”也在尋找更多的可能性。“轉行送外賣的、上工地的、進廠的、去開滴滴貨運的，都有。”

10多年前給冉光輝拍下照片的許康平，始終關注著這個群體，在他看來，“‘棒棒’已經消失了。”許康平說，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幾名學生近年來做過一次重慶“棒棒”生存現狀調查，最后的結論是目前“數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隨著城市建設，朝天門碼頭在過去數年里的改造，讓階梯已經大幅減少。從大正商場往朝天門物流站這一條路被修成坡道，沒有電動車的人，拉著推車也能走，雖然費點力，但總比肩挑手扛輕松不少。運輸工具的變化，讓“棒棒”們成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搬運工。他們用肩膀扛活，攢夠一車就用推車送到樓下，再輾轉換成帶了電機的大推車，人坐在前面，車把手一扭，毫不費力。

還有一些變化超出許康平的預料，譬如電商和物流的發展擠壓著“棒棒”的生存空間。除此之外，諸如快遞、閃送等，也在頂替一部分“棒棒”的工作，貨運平臺的誕生也讓一些年輕且更能自我學習的“棒棒”轉向做貨運司機等工作。

“或者可以說，‘棒棒’已經消失了。對于曾經數十萬人的這個群體而言，個體的存余不影響‘消失’這個判斷。消失不是等于零，而是約等于零。”許康平有些惆悵，他想，新出生的孩子們，恐怕不會再有“棒棒”這個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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