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觀天下！名人薦書與家國情懷

《人的義務》，“星期標準書”外封套封面和封底，封底印有馮友蘭薦語。

(資料圖)

知名學者、社會名流向讀者薦書，乃是近世學界、文化界的慣例。這一慣例于普通讀者喜聞樂見，也早已司空見慣。上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曾推行的“星期標準書”，就是以“名人薦書”為號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薦新書、定期給予限時優惠的書籍營銷模式，距今已有八十余年的歷史了。

誠如館方在“星期標準書出版原則”的公告中聲稱的那樣，“本館為增進人生效能，使人生達到最完滿之發展，特印行星期標準書”，這就意味著在“星期標準書”框架內的“名人薦書”之舉，不再只是文化、學術、教育、讀書界里的專業行為，而是一種能夠產生實際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且帶有一定文化風尚引領性的公共行為。

“星期標準書”活動開展了約三年時間，自1935年10月始，至1938年9月畢。三年間，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星期標準書”的種類達100種。從選定這些書并向讀者推薦的“選定人”來看，更是名流匯集、星光璀璨——蔡元培、林語堂、梁實秋、馮友蘭、顧頡剛、馬寅初、潘光旦等，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精英群體，幾乎全盤參與了“星期標準書”的評選工作。在這樣齊整的精英“選定人”群體的推動之下，“星期標準書”在當年的流行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同時，也應當看到，“星期標準書”誕生于1935年10月，時值“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后，“東三省”已淪陷于日軍鐵蹄之下，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侵華態勢愈演愈烈。“星期標準書”終止約于1938年9月，“七七”、“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后，北平、上海等地也都相繼淪陷敵手，商務印書館的經營和生產重心也不得不逐漸轉移至香港。應當說，在這樣國難深重，極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星期標準書”從誕生至終結，自始至終都秉持著一種別樣的歷史基因。

事實上，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即因日軍轟炸而遭受重創，力圖復興的商務印書館，曾明確提出過“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之復興主旨，于1935年上半年即推出過“讀書救國”活動。這一活動，是為紀念“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總部被炸三周年而舉辦的，從當年的1月28日至4月底，各地分館一律舉辦當年新書對折或六折的預約售書辦法。（詳參：《出版周刊（新1號）》，商務印書館，1932年12月3日出版）

從這一時間節點上看，“星期標準書”是承續“讀書救國”活動之后，商務印書館推出的又一重大營銷活動。從整個歷史背景來看，商務印書館推出“星期標準書”的時間區間，恰恰正處于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關鍵節點之上，在舉國上下共赴國難之際，館方及所邀薦書人向國人推薦什么書、怎么推薦，勢必都將潛移默化地打上時代烙印。

譬如，1936年4月出版的“星期標準書”第32種《四騎士》，本是一部西班牙文所寫的小說，后轉譯成法文，再由李青崖譯為中文本。薦書人徐仲年的薦語，開篇即稱“《四騎士》是一部充滿愛國熱情的小說”；接著又細述此書在西班牙寫成時所要表達的愛國熱情是怎樣的，轉譯為法文時，法國譯者又是如何借題發揮，來表達反對德國侵略的愛國熱情的；最后，他總結說，“我們讀了這部書后，覺得現時中國的處境，危殆不下于當時的法國：我們可曾用一致大無畏的精神來挽救這個危局么？”這樣的薦語，自然蘊藉著薦書人的愛國熱情；這樣的薦語，深刻表達著奮起抵抗、共擊外侮的號召與信念。

又如，1935年9月出版的“星期標準書”第41種《十七世紀南洋群島航海記兩種》，乃是由西方探險家所撰寫的航海筆記之匯輯，原本是可以作為東南亞地區海路交通史料來加以研讀的，似乎與近三百年之后的中國時局并無十分密切的關聯。可是，此書的薦書人顧頡剛仍從中讀解出了“微言大義”，他的薦書語仍與當時的中國時局密切關聯：

本書所收十七世紀荷蘭人所記東印度航海記兩種，在西洋久成歷史名著，其所述當時歐人經營南洋群島經過，不僅記載翔實，親切有味；且足覘其征服土人，攘奪政權，經營地方，組織軍隊之種種權術。我國僑胞之赴南洋者，時代之早，人數之眾，遠過歐人；徒以不能團結組織，數百年來淪于異族統制之下，備受摧殘。今此書之移譯，可為吾政府及國人之關心僑胞事實者之借鑒而知所源，亦可為歐亞海道交通史上之重要材料已也。

抑吾人讀是書而重有感焉。自十六世紀以來，歐人犯不測之風濤，冒絕滅之鉅險，拓荒遠之界域，得殖民地之發展。先自南洋，漸及中土。足跡所履，悉以當地土著為蠻族，而自居于人類主人，在當地奴其人民，滅其文物，搜其貨殖，奪其政權，叛者戳之，順者狎之，遂能恃其軍火，以寡制眾，使其地其民永永淪亡，萬劫而不復其自由。洎乎清末，南洋之瓜分殆盡，遂轉舵東向，以老大之支那為攘奪之樂園。數十年來，中國之不亡者幸也。藉通商之美名，博殖民之實利，今之所謂“勢力范圍”，“關稅政策”等等，名稱雖異，其目的與動機，則固與當年經營南洋無二致也。譯是書者，殆有深意存乎？

上述400余字的薦書語，在“星期標準書”的薦書語中是篇幅較長者；顧頡剛在文中所要表達的理念，也尤為深刻，發人反省。通過推薦一部看似“純史料”的譯本，從中辨析與解說西方列強在東南亞地區施行殖民統治，以“文明”的名義行爭奪利益之能事的歷史脈絡，并以此為基礎，點明當時的中國所處“列強環伺”的危險境地。他為之感嘆說，“譯是書者，殆有深意存乎”，實則內中“深意”，已經由其薦書語充分地展示了出來。

再如1937年1月出版的，“星期標準書”第68種《人的義務》，為意大利革命家瑪志尼所著，經英譯本轉譯為中文。此書久負盛名，為愛國勵志之世界名篇，曾為梁啟超等所推重，其名篇《少年中國說》正是受到了瑪志尼所創辦“少年意大利”會的啟迪，有感于國事而寫成的。

在梁啟超等以瑪志尼精神為號召，倡舉革新社會、振興中華三十余年之后，全本《人的義務》之譯出，無疑仍是備受當時出版界乃至文化教育界所關注的。馮友蘭為此書撰寫“薦語”，原文如下：

一個民族的自由平等，或一個人的自由平等，都是自己奮斗得來的，不是別人賜予的。在現代世界里，每一個民族，在得到他的自由平等以前，都經過一番激烈的奮斗。在每一個民族爭取自由平等之奮斗中，都有幾篇可以表現全民族的呼聲的文章。這些文章是歷史中的要件，同時也是天地間的至文，雖百世之下，讀之也覺可泣可歌，令人興起。瑪志尼的《人的義務》，便是這一類的文章。中國現正爭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時候，讀這篇文章，可以長人志氣。唐擘黃先生從英文譯本重譯，譯筆亦流暢易讀。

馮友蘭的薦語，平實曉暢，將當時中國時局及中華民族抗戰救亡的情勢，納入到瑪志尼著作的介紹與解析之中，可謂一針見血地向讀者表達了閱讀此書應抱以怎樣的愛國之心，其號召民族團結、一致抗擊外侮的用意清楚明了。

翻看“星期標準書”的眾多薦語，無論所薦圖書為文學、文化、文史類，還是哲學、心理學、社會學類，薦語中總不乏將圖書內容與中國時局相聯系的語句，或有深刻追問，或有痛心反省，皆與當時的國情國運相關聯，皆將家國情懷寄于其中。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