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美 來自痛苦

法國畫家馬蒂斯作為中國藝術愛好者所熟知的藝術家，其作品從未在中國內地以個展形式展出過。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藝術愛好者便開始翹首盼望法國馬蒂斯美術館與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將于2022年3月26日舉辦的“馬蒂斯的馬蒂斯”中國內地首次個展。按計劃，相關作品將于近期運抵北京。

然而，法廣新聞（RFI）的一則消息截圖近日在中國社交媒體平臺刷屏，因種種原因，馬蒂斯作品有可能不能來到中國展覽。對此，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昨天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有關決定的官方通知，正與法國合作伙伴積極溝通等待進一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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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喜歡馬蒂斯的作品，是因為感受到畫中明快鮮艷的色彩和洋溢出畫面的兒童畫一樣的天真。馬蒂斯與許多經歷過戰爭的藝術家一樣，體會過痛苦，但是對于痛苦，不同的藝術家有不同的表達。

1869年，馬蒂斯出生在法國北部皮卡第大區的勒卡托。他一生中曾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在戰爭期間，很多畫家選擇用作品來表現戰爭所觸及的多樣性主題，如正義、反抗與悲憫。但瀏覽馬蒂斯作品，我們找不到反映戰爭的內容。他的作品始終洋溢著一種寧靜、歡快、熱烈與舒適的基調。他曾把這樣的主題稱作自己的“責任”。他想讓經歷過歐洲戰火的人們相信，像畫面中那樣坐在陽光下的舒適生活仍然是可期的，這是他的責任——對于藝術的責任，對于每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人的責任，亦是對于這個世界的責任。他用畫筆反復描述人世間的喜悅與歡樂，給受難的法國人帶來精神與心靈慰藉。

提到馬蒂斯，大多數人立刻會聯想到畢加索。的確，在20世紀西方現代藝術史上，這兩個名字緊密相關。相對于馬蒂斯，畢加索不但在作品中表現過戰爭，而且還深深地震撼了世界。

1937年4月26日，納粹德國的飛機突然掠過西班牙畢爾巴鄂附近的格爾尼卡小鎮，向集市和農舍猛烈掃射。近三個小時的轟炸后，許多平民百姓傷亡，該鎮被夷為平地。當時身居巴黎的畢加索正好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國的委托，為巴黎世界博覽會的西班牙館創作一幅作品，他一直在構思主題。這起殘暴的轟炸使畢加索極為憤慨，當即決定以此為題創作一件大型油畫作品，以表達自己對戰爭犯罪行為的抗議和對轟炸中死去同胞的哀悼。《格爾尼卡》由此誕生。

這件長達7.76米、高至3.49米的巨型油畫，現收藏于馬德里國家索菲亞王妃美術館。畢加索采用象征主義手法和單純的黑、白、灰三色營造出低沉悲涼的氛圍，強化了悲劇性色彩，表現了法西斯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格爾尼卡》完成后，有將近20年的時間穿梭于大西洋兩岸眾多城市的展廳之中，沒有機會回西班牙。由于畢加索生前一直痛恨西班牙佛朗哥的獨裁統治，曾留下遺言：只有當西班牙建立民主政府時，《格爾尼卡》方可回到祖國。1981年9月，這件漂泊海外的杰作才被隆重接回西班牙。2014年，西班牙導演紹拉拍攝了電影《三十三天》，講述畢加索創作《格爾尼卡》的整個過程。一件優秀的作品，其影響力是持久的，《格爾尼卡》體現了這一點。

雖然如此，戰爭題材并非畢加索創作的主體。而出生于1867年的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卻將一生的作品與戰爭緊密相連。作為德國人，她與家人飽受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1914年，她的大兒子在一戰的炮火中陣亡。八年后，珂勒惠支把對兒子的深深思念熔鑄成一件黑白木刻作品《犧牲》。她以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被傷害者悲哀、吶喊、抗爭。她的一系列反戰作品起到了喚醒民眾、團結斗爭的有力作用。

珂勒惠支的同胞、藝術家安塞姆·基弗1945年出生于二戰硝煙尚未散去的德國。作為伴隨著戰后痛苦記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德國人，其作品主題一直沉浸在深深的反思與反省之中。

基弗喜歡借助宗教圣經、北歐早期神話、古老的煉丹術、瓦格納的音樂等德國及歐洲歷史文化，反映對人類命運的思索，對曾經的納粹德國的諷刺與鞭笞。他大量運用非傳統的繪畫材料與媒介，以開創性的非定型藝術形式，將深刻的主題內涵通過暗色的材質、觸目的肌理轉化為具有象征意義的視覺符號，以達到反思歷史的目的，進而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同樣，20世紀的中國藝術家在艱苦卓絕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勇戰斗中，創作出大量優秀作品。其中以李樺在1935年創作的木刻版畫《怒吼吧！中國》最廣為人知。代表著中華民族集體命運的青年壯士被捆綁在木樁上。雖然眼睛被蒙住，但他張開嘴在怒吼。一只手摸索著伸向地上的一把匕首。一旦拿到，他便會斬斷一切束縛的繩索，獲得解放，投入到戰斗之中。畫幅很小，卻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幅作品如魯迅先生的《吶喊》一樣，表現出鮮明有力的民族生存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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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繪畫相比較，1840年左右誕生的攝影術給人類觀察世界的方式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法國人亨利·布列松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作為世界著名的人文攝影家，他提出“決定性瞬間”，認為拍攝者在某一特定時刻，通過抓拍，將形式、設想、構圖、光線、事件等所有因素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極為短暫的幾分之一秒的視覺影像就存在于剎那之間，攝影師的使命就是要將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物象加以綜合概括，并用強有力的視覺構圖傳遞出來。抓拍，成為布列松攝影美學理論的核心。

這個概念在匈牙利裔美籍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身上得到了最為出色的展現。作為20世紀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之一，卡帕在1954年不顧親友的勸阻，來到越南戰場。第二年，他不幸誤踏地雷身亡，時年41歲。卡帕憎恨戰爭，他的鏡頭永遠對準戰場，其一生的攝影創作多取材于戰爭。卡帕曾說：“照相機本身并不能阻止戰爭，但它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生。”卡帕的成名作如《西班牙戰士》《戰場的殉難者》《陣亡的一瞬間》等成為戰爭攝影的不朽之作。

美國作家兼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及《關于他人的痛苦》中質疑與批評“鏡-像”關系。她告誡沉迷于影像世界的人們：不應該陶醉于那“并非真實本身而僅是真實的影像之中”，警惕“照片對這個世界的篡改”。她認為攝影“是核實經驗的一種方式，也是拒絕經驗的一種方式”，“既是一種假在場，又是不在場的標志”，“遭遇痛苦是一回事，與拍攝下來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因此，桑塔格提出：“照片是一種觀看的語法，更重要的是，是一種觀看的倫理學。”

對照她的觀點，回到我們的現實世界，當下的沖突分分秒秒不正展示著卡帕所要捕捉的戰場上的真實情境嗎？而在互聯網的世界里，同樣呈現著形形色色的影像與文字的劇烈對峙局面。究竟哪一條消息是真實可靠的？到底哪一幀圖片是值得相信的？一切都需要時間來做出評判。

由此可見，藝術與現實既相互依靠，又互為對立。藝術，仿佛是人世間最為奇妙的多棱鏡，折射出人情冷暖，人性美丑，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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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歷史學者、作家、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首位女性院長巴巴拉·塔奇曼于1962年出版的戰爭史經典之作《八月炮火》，早已成為歐美戰略專家、軍事將領、政治人物與意見領袖增進歷史智識與戰略素養的必備讀物。塔奇曼從戰爭決策者的角度出發，向全世界講述歐洲是如何一步步墮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淵之中。

1914年6月底，當時歐洲各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金融家與企業主，都沒有意識到他們與即將爆發的巨大戰爭危機只有一尺之遙。他們對于各國的政治領袖與軍事謀略家加之于歐洲的戰爭浩劫風險渾然不覺。

《八月炮火》揭示出許多讓人深思的波譎云詭。讀者通過娓娓道來的文字，仿佛步入了時光隧道，置身于歷史風云中的現場，親眼目睹一批精于玩弄治國之術與權利均衡游戲的各國精英政要如何費盡心機布置連環套嵌的軍事盟約的過程，親身經歷達成各式各樣政治承諾的場景，而這一切算計最后又是怎樣適得其反地轉化為沖突升高過程中的重力加速器的。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治謀略與戰爭準備機制，讓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戰爭，在一次偶發事件后被無法挽回地引爆。讀者從中不難發現歷史的吊詭與荒謬，從而反思今天的殘酷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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