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現行動的邏輯，不僅是書面的規(guī)則

王人博 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在一個知識泛濫、作者與讀者混融的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原創(chuàng)出版著作？哪些文字值得出版？在法學家王人博的回答中，為我們點出原創(chuàng)出版的意義，我們該用獨立思考穿透與當下緊密聯系的真實問題。

持續(xù)思考的問題

我的專業(yè)是法學，即有關法律在國家與社會層面的相關問題。但我的興趣一直停留在兩個地方：一個是歷史；一個是法律背后的東西。這主要源于一個純粹自我又未必正確的判斷：歷史不是“過去”，而是參與塑造現實的主角，一切歷史都是為“當下”而活，否則就沒有“歷史”，歷史這個概念也沒有意義。

即便是“考古”，考古者也不只是為了撥弄幾千年前的舊玩意，而是試圖在時間的尺度內通過地下的秘密通道把“我們”與我們的身前身后聯結起來。這話有點抽象，舉個例子：我對某個人物（法律人物）感興趣，有兩種關注的方式：一是分析他此時此地的所作所為，直截了當；另一個比較迂回：看看他成長過程、人生中經歷的事件以及他通常的反應，“習性”決定行為方式。

歷史還有一種意義：人與人之間在許多問題上可能存在分歧。有人會堅持“歷史思維”——不一定就是歷史主義的立場，認為某些東西是合理的，是歷史發(fā)展階段的特質所在；另一些人從“價值”出發(fā)，可能認為這些東西超越了歷史，具有普遍主義意義；而另一些人可能既不注重歷史過程的重要性，也從“非合理性”上否定其價值。這也大體上可用以描述中國知識分子現實存在的樣態(tài)。

法律很重要，但這種重要性主要表現于國家層面，用以建構國家性制度，法律、法令、規(guī)章都以書面的方式存在著。然而，建構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如何運作以及運作方式是另外一回事。換句話說，書面的規(guī)則在現實中如何起作用，公共言語表達往往表明的是態(tài)度，而不是行為的真實邏輯。事實上，制度與規(guī)則的實效有時與公共言語表達并不一致，而是在不同人的關系的處理中，經過“磋商”、“妥協”，采取有效策略而實現的。研究者所見的往往是書面的、公共言語表達的部分，而不是背后的真實行動過程。行動機制才是根本。

法律是國家性的、書面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感覺不到法律對自己的意義，也主要不依賴法律生活。對普通個人而言，只要自己不做犯法的事，就無須直接與法律打交道。雖然，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如開車、行走、借貸、婚喪嫁娶等等。法律越是在生活之中，似乎讓人覺得離它越遠。中國人的身邊生活依靠的是親人、朋友、鄰里、師生、同學、同鄉(xiāng)等情感、人情以及關系。普通人的生活依賴的是傳統(tǒng)與經驗，而不是書面的法律。這需要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發(fā)現行動的邏輯，而不僅僅是書面的規(guī)則。

值得推薦的圖書

2021年我所閱讀的主要是有關這方面的著述。給我印象深的都不是新近的研究成果，而是屬于舊書，有的是重讀，有的是翻箱倒柜地第一次看。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2015年就有了漢譯本，知道這本書較早，之前也間接引用過，卻沒讀。這是由兩位美國語言學者合作的成果。之所以閱讀它，是與上面思考、關注的問題有關。按照語言哲學，說話就是做事。我們靠語言顯形我們的存在，理解我們賴以存在的規(guī)則以及經驗。而這兩位研究者告訴我們：隱喻則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東西，離開了隱喻，我們便無法生活。隱喻不是通常說的一般修辭或比喻，而是概念建構的基本質素。它來自于兩種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建構，即以一種事物作為模本去理解另一種事物。

我們中國人在社會層面，把人分為“生人”與“熟人”是關系的基礎，也是在國家法度之外最重要的生活依憑。這種建構依賴于農作物的隱喻，是生活經驗概念化的結果。正如農作物由生變熟需要一個過程，離不開時間、水分、陽光；熟人的形成同樣需要時間以及感情的培養(yǎng)，“培養(yǎng)”這個概念也依賴“人是農作物”的隱喻。除了農耕文明之下的“農作物”這個隱喻之外，我們人類也共同依賴“方位”、“建筑物”。

在人體“上下”方位中，“上”通常意味著優(yōu)越。如頭領、鼻祖、耳目等，說到自己時，我們習慣指著自己的鼻子，而不是腿。“臉”的隱喻更為廣泛，通常是道德倫理建構的依據：如“不要臉”、“臉皮厚”等。像“基礎”、“棟梁”、“心房”、“心間”則是來自于建筑物的隱喻。

《孔子：即凡而圣》，是赫伯特·芬格萊特的名著，2002年翻譯成中文。就我的閱讀而言，從中獲得的最大教益便是這個書名。孔子不是宗教意義上的教主和先知，他的使命也不是為了救贖。他存在于現實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中感悟意義。他教給學生的都是他自己努力做到的東西。在他那里，無論是“仁”、“義”、“恕”，還是“忠”、“信”、“禮”，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他身體力行的，在凡俗中成就自己。圣人并不“超凡脫俗”，他首先是個凡人。孔子也特別重視“學”的價值。“學”區(qū)別于西方的人格啟示、真理洞見、邏輯抽象。“好學”不止是勤奮的意思，而是對學習的東西得要領，善于領會，然后變成規(guī)范與意義。

《中國人行動的邏輯》，2017年出版，至2020年已是第8次印刷。當然，我是讀的最新版本。這是一本由中國人自己寫的有關中國人的一本書。作者的學術努力方向和目標是用中國的概念術語，而不是套用西方的學術范式研究中國。該書寫作的前提是摒棄了固有的中西二元對立的觀念體系。作者閱讀西方理論，但又不按那些理論、范疇為中國構象。本書屬于社會學著作，它首先要努力澄清的是“社會”和“人”這兩個基本概念。

中國人并不是在社會與個人對立的思維中理解社會，也不是從原子論的意義理解個人，人這個概念必須置于“關系”中才能被正確把握。它在解構中國人是“集體本位”這樣的西方范式、觀念的預設上特別用力。本書的關鍵詞是“本土”，“本土”概念成了解構西方范式、書寫中國的主要密鑰和工具。如，“本土概念”、“本土經驗”、“本土理論框架”等。其中，“臉面”與“面子”兩個概念的分析印象最為深刻。“臉面”是指向個體尊嚴的道德概念，從“臉面”向“面子”的轉化，使得這個道德術語變成了社會意義的關系概念。在中國人的現實社會生活中，這兩者并存而且處于對峙狀態(tài)。

《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中文譯本出版于2009年。作者是中國臺灣裔的美國人，原作是英文。這本書以前讀過，現在是重讀。這是一部典型的社會學著作，其“田野作業(yè)”以及資料都來自于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北京和其他地方。這自然影響了學術研究在當下的意義。

比如，書中有大量關于為了購得國營商店某種東西以及流通領域的緊俏商品而運用關系禮物的敘寫。書中有關“關系學”（作為概念在書中自始至終都缺乏嚴謹性）的起源討論，也影響了“關系學”概念在分析問題上的普遍意義和有效性。該著作之所以值得重讀是在于其分析的理論框架，它是按照中國人的情感、人情、關系的結構進行研究的，對“禮物”（送禮）的策略、時機、技巧的探究也非常出彩；正如該書所言，中國人的禮物除了恩義與回報的功能之外也具有維持關系長期性作用，而“送錢”并不在禮物的范疇之內，帶有行賄的性質，具有一錘子買賣的特征。

作為閱讀者，一年之內讀到的東西遠不止于這幾本書。選取以上幾種主要是與我本人興趣以及關注的問題有關。這樣的學術著作是否為廣大的法學研究者、讀者所鐘愛、議論、討論也不得而知。我在意的是自己的學術志趣，留意和搜羅與此相關的作品。如果對中國法學研究有所期待，那我希望年輕一代的研究者也能涉獵這些著述，對于理解一個真實存在的中國肯定是有所助益的。

期待的原創(chuàng)作品

最后，也與出版界的朋友說兩句：這是個知識泛濫的時代，也是一個作者與讀者混融的時代，每個人都能讀，也能寫。然而，哪些文字值得您去出版，這的確考驗眼光和眼力。每個人要出版自己的文字都首先強調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其實，寫出了別人沒寫的字不能叫原創(chuàng)。原創(chuàng)都是在別人的基礎上運用自己的智性，將某個問題繼續(xù)深入下去。

當然，“填補空白”肯定屬于原創(chuàng)，但知識的空白領地已寥寥無幾。中國的學術進步需要研究者與出版者的共同努力。我們得承認，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理論范式、概念、術語并得到世界公認的并不多。破除某某中心主義并不是一個口號，創(chuàng)造出屬于中國人的理論以及概念、范疇體系并為世人所承認，需要研究者腳踏實地的學術努力。衷心希望中國出版家們能發(fā)現這樣的作品并送到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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