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仰望的頂峰，被接納的攀登者

紀錄在刷新。2023年5月15日，當地時間凌晨5時42分（北京時間7時57分），16歲的湖南女孩徐卓媛成功登頂南坡的珠穆朗瑪峰，成為年齡最小的攀登者。

2023年，既是人類攀登珠峰70年，也是中國民間攀登珠峰20年。

20年，一些面孔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Tony老師李春生在海拔5364米的南坡珠峰大本營開了個美發沙龍；43歲女性吳燕在2018年珠峰登山季中，經歷了幾乎一切意外，暴風雪、被吹下懸崖、手指被凍傷、雪盲、滑墜，但故事的轉折是，她不僅成功登頂，還安全下撤；46歲盲人張洪站上了世界之巔，珠峰是什么顏色的，他不知道，對張洪來說，珠峰的世界屬于聲音，聽覺里的珠峰久久回響。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珠峰攀登者的故事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看見。在“有錢就能攀登”“個人英雄主義”等質疑聲中，攀登者們堅定向上，最終達成了夢想與自我的某種和解。

16歲女孩的珠峰之旅

5月15日，16歲的徐卓媛是第一個登頂的。登頂那一刻，被云籠罩的群山背后，太陽正緩緩升起，她在峰頂待了20分鐘，站在世界之巔觀賞了日出。

徐卓媛的隊伍里一共有9個人，最大的有60多歲，他們精準規劃沖刺行程，采用的是速攀的方式攀登珠峰。速攀的方式意味著沒有大量的拉練，節約體能。

他們進行了適當的攀冰、高海拔訓練后，來到海拔6500米的二號營地。和多數攀登者不同的是，徐卓媛在抵達二號營地之后，沒有隨即撤回大本營，而是選擇在二號營地等待沖頂的窗口期。

當徐卓媛還在加德滿都的時候，她就聽說今年的修路隊中有三名冰川醫生，因為冰崩不幸遇難。致命的，不可預測的——人們通常會用這些詞來描述昆布冰川，這是從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第一個主要障礙。昆布冰川每天都在移動，冰川醫生則要每天檢查昆布冰川變化情況，如果因為冰崩等導致路線變化，修路隊員需要重新調整路繩。

沿途有縱橫交錯不計其數的冰裂縫。有的裂縫能一步跨越，更長一些的裂縫，則需要借助橫梯。橫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兩頭用冰錐和繩子固定在巖冰上，走起來搖搖晃晃，兩邊只有繩子作為輔助保護。

落腳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過大過小，哪怕只是一厘米，就可能掉落。橫梯下面往往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的裂縫，夜晚低頭行進的時候，腳下白色冰壁中是透著一股冰藍的深淵。徐卓媛這次攀登中最長的一個梯子是由四個橫梯拼接而成，冰縫變得更寬，坡度更陡。

徐卓媛的夏爾巴向導，攀登速度較快，和徐卓媛在速度上適配度較高。夏爾巴人，這是一個常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脈的民族，因給登山者當向導而聞名。每年，他們都會先行上山修好路繩，沿途背運氧氣瓶等補給，需要的時候救援登山者，人們則沿著路繩向上攀登。只要夏爾巴在前面帶領，徐卓媛基本都能跟上，從三號營地到四號營地，那一段路徐卓媛只花了四個半小時，其他人一般會用時10-12小時。

5月14日晚，徐卓媛到達海拔8000米的四號營地。晚上八點鐘出發沖頂，受孟加拉臺風的影響，地上的浮雪被風卷起，很多人因為天氣原因放棄登頂，徐卓媛則跟著向導繼續前行，“我很敬佩那些做出放棄登頂的攀登者，因為離頂峰咫尺之遙的情況下，放棄比堅持更加艱難。”

過希拉里臺階時，徐卓媛前方只有夏爾巴向導一人，因為時間尚早，前后都沒有什么擁堵，大概在她登頂20分鐘后，才有別的攀登者上來。在頂峰的時候她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再一次感嘆祖國的強大，手機信號已經覆蓋到世界之巔了。”

徐卓媛出生那一年，她的父親從北坡登頂珠峰。十歲時，她跟著父親去了海拔5000多米的四姑娘山，沒有任何高原反應。

為了攀登珠峰，16歲的徐卓媛，每周有三四天要進行體能訓練。她在后背和雙腿綁上總共22公斤的沙袋，跑10公里，做10組深蹲，以及5組爬樓練習。這些年向上攀登的過程，都有父親陪伴。她在攀登的行囊中特意帶了父親當年登頂的手套，手套作為一種象征，傳承和見證了父女的頂峰夢想。

在朋友圈里，徐卓媛說，珠峰不是終點。一切剛剛開始，她將看更多的風景，途經更多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珠峰”在等待她。

海拔最高的美發沙龍

時間撥回2015年。那時，李春生還是一名普通的Tony老師，每天的工作圍繞著人們的頭發展開，剪頭，染發，做造型，在有限的室內空間，手在不同工具間穿梭。

他不會想到，3年后，這雙手將在南坡的珠峰大本營理發。

去珠峰的契機總是有些說不清道不明。2015年5月的一天，李春生的老板對他說，“要不哪天你去登珠峰吧。”那時的李春生，不知道珠峰在哪，不知道珠峰長什么樣，對戶外探險沒有任何概念，去過最高的山是深圳的梧桐山。

當了解清楚之后，他發現，登珠峰對心理和生理都是一個極大挑戰，要先登五千米、六千米、七千米、八千米的高山，最關鍵的是，有6%的死亡率：一百個人上去，也許有六個人會留在那里。

他相信自己一定不會是那百分之六。他開始改變作息，戒酒，訓練。三年間，他陸續攀登了哈巴雪山、玉珠峰、玄武峰、馬納斯魯峰，非常幸運，他去的時候，每一座山都晴空萬里。這樣的好運延續到2018年5月16日早晨9點20分，他站在了世界之巔。

在山里，他無數次追問自己，“我為什么要登上去？登上去怎么樣？登不上去又怎么樣？”每天，在冰天雪地的帳篷里睡覺，四十多天之后，他明白，登山是一門忍受痛苦的藝術，也會增加對日常幸福生活的敏銳感知，那時，一張舒服的床，就是幸福生活的全部。

他說，登山，剛開始消耗你的脂肪，接著消耗你的肌肉，然后考驗你的意志，最后你還得靠天幫忙。

在攀登馬納斯魯峰的時候，李春生的隊友帶了一把推子上去，在大本營，低溫導致推子運行不了。他借了一把女隊友的眉鉗，一點一點幫隊友剪頭發，最后用了一把T型刮胡刀刮，一共花了兩個小時完成了剪發。

旁邊的隊友說，馬納斯魯峰攀登的周期是二十天，珠峰將近兩個月，馬納斯魯都有剪發的需求，珠峰也一定有，“要不你去珠峰開一家美發店？”

那時候的李春生覺得，盡管條件艱苦，但大家依然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勇者以最美的姿態見證自己的人生壯舉”成了他開店的口號。他開始著手準備人手和設備。

籌備這樣一家高海拔沙龍，難度系數不亞于攀登珠峰。他理想中的理發師，要有好的體能，能徒步到珠峰大本營，并且不能有高反，能正常地洗頭發剪頭發，還得會英文。

公司里有兩千名理發師，但體能好的寥寥無幾。“你將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在珠峰大本營剪頭發的Tony老師”，這個“第一”的名頭對很多人充滿誘惑，很多發型師報名加入。

他從中挑選了一名發型師，再選了一個會講英語的行政經理成為發型助理。跑步、俯臥撐等體能訓練兩個月后，他們基本具備徒步到珠峰大本營的能力。

他找來人，把洗頭床、剪發鏡臺、熱水器、發電機、純天然無污染的洗發水、毛巾都運到了珠峰大本營。

一個16人的珠峰沙龍籌備團隊成型。16個人的團隊對于登山公司來說是一筆大生意，每個人要花費35000元人民幣才能到達珠峰大本營。登山公司負責運設備，從加德滿都運送到盧卡拉，再用牦牛和人力的方式抵達珠峰大本營。

到了大本營之后，發電機帶不動，熱水器成了擺設。后來他們就用最原始的方式——煤氣燒水，燒完一桶接一桶，再一瓢一瓢舀。一個人負責洗，一個人負責在旁邊澆水。

整個登山季一個多月的時間，他的美發沙龍對所有登山者免費。一百多位攀登者享受了這項服務。第一個客人是夏伯渝，那是他第五次來登珠峰。夏伯渝1975年第一次帶著國家任務攀登珠峰，因為凍傷，雙腿截肢。另一位客人，王鐵男，這是他第二次來登珠峰，上一年因為天氣原因沒有登頂。二十年前王鐵男攀登博格達的時候，在ICU躺了將近三十天，醫生告訴他這輩子可能會和高海拔無緣，但是他通過自己的努力，第二次登上了珠峰。

還有一個來自中國臺灣的女生，瘦瘦小小，她是來攀登洛子壁的。過往攀巖的經歷中，有一次她的巖栓脫落，一條腿卡到巖石里十多個小時。獲救后，醫生對她說，這條腿可能很難保住，就算保住了，這輩子可能也很難再玩極限運動。可是她只在醫院待了七天。后來通過高強度的訓練，又來到了珠峰。

登山季結束了。“該干嗎干嗎”，李春生說，登了一座珠峰只是人生的一次閱歷，精神上的一次成長，但不會因此而改變你的生活，“不能像神一樣活著”。下山后，他回到了崗位，依然是一名Tony老師。

一名女性的珠峰求生

李春生在美發沙龍里認識了太多的攀登者，吳燕也是其中一位。

當吳燕下撤到8700米的希拉里臺階時，狂風大作，風速達到60公里-70公里每小時，暴風雪突然襲來，四周白茫茫看不清，臺階兩邊沒有遮擋，吳燕走在迎風的位置，搖搖欲墜。

希拉里臺階是登頂珠峰的最后一關：這是海拔8790米的一處高12米，近乎垂直的巖壁，這條身處“死亡區”的山脊是登頂的必經之路。因新西蘭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爾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于此而得名。

這條僅僅12米長的山脊，遠看像一片刀刃，幾乎是垂直的，寬度僅有30厘米左右，兩邊則是上千米的懸崖，通常只能允許一人通過，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個腳掌。

從人類首次登頂珠峰至今，70年來，有近200位登山者將生命永遠留在了希拉里臺階。

在這里，暴風雪猛烈，吳燕瘦小，體重輕，不可避免地被風吹走了，她掉下了山脊。但因為有路繩拖住，她沒有掉落太遠，整個身體懸空吊著，沒有依附點，她用手和腳緊緊抱著路繩。

她不是唯一一個掉落臺階的登山者，在她的登山隊里，一共有三個人掉落。她的向導夏爾巴人，很慌張，一邊往回跑，一邊大聲呼叫“help”“help”。夏爾巴人想要幫忙，但他無法抓住吳燕。

在海拔8700米的懸崖絕壁上，幾乎沒有人可以幫助她。吳燕的手套掉了，手指很快失去知覺，絕望中只能自救，否則等待她的結果只有死亡。她抓著繩子，用腳下的冰爪慢慢靠近冰壁，爬到一個位置忽然發現氧氣瓶碰到了懸崖邊。她巧妙地挪了挪，把氧氣瓶卡緊在那個縫隙。位置相對穩定之后，夏爾巴人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她拉上來。

回到山路以后，吳燕找了塊石頭坐著，完全沒了力氣。她吃了一點能量膠，夏爾巴人催促她下撤，但她沒動，依然坐著休息。

途經此處的攀登者都會給她提醒，鼓勁。她記得，一個俄羅斯隊員，紅衣服、高個子，對她說，“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希望，如果你坐在那里不站起來，你就下不去了”。

然后是一個穿紅衣服的夏爾巴人，他過來拉了吳燕一把。他說，“你站起來，你不要坐在那里，你一步一步跟我走。”再不起身，后面可能也不會再有動力了。吳燕跟著夏爾巴人的步伐，但是對方走得很快，走了幾步吳燕就摔了一跤，站起來，再走兩步，又摔了一跤。

另一個夏爾巴人，在后面對她說，“你慢一點，你如果再摔的話，你會走不下去的。”吳燕放慢了速度，一步一步，走到了南峰。

下午四點左右，還是下撤途中，她用下降器降完最后一個繩段。雪花撲面而來，粘在護目鏡上，用手也擦不干凈，她把護目鏡往上推了推，雪盲也許就是那個時候造成的。她的左眼完全看不見東西，右眼勉強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她反復確定最后一段繩頭，上面綁著布尾，確實沒有其他繩子可以繼續往下降。她一屁股坐在繩子邊上，風還在猛烈地刮著，漫空揚起的雪粒拍打在臉上，生疼，發冷，右眼模模糊糊地看到四處亂飛的雪粒中，一點夕陽的影子，天，就要黑了。

她的身邊沒有人，夏爾巴人已經撤下去了。她坐在狂風中，迷茫無助，她距離四號營地不是很遠，但她什么都看不見，不知道能不能走回去，“會死在這里嗎？會有人上來救我嗎？”最難的希拉里臺階已經走過了，難道現在要放棄嗎？第二天就是吳燕的生日，在那天下午毫無遮擋的狂風暴雪中，她感到自己離死亡前所未有地近。

坐了一會兒，她背后下來了人。她聽到對方通過對講機尋求援助，一個穿黃色連體羽絨衣的夏爾巴人過來牽著她下山。走到最后一個緩冰坡，夏爾巴人滑倒了，吳燕被拽著也滑了下去，接著就是漫長的滑墜過程，她盡力張開雙手和雙腳，翹起小腿，防止冰爪插地造成翻滾。

大概五六十米后，停了下來，吳燕模模糊糊看到不遠處似乎有亮著燈光的帳篷，她得救了，終于回到了四號營地。

從頂峰到四號營地，她歷經了與死神同行的12小時。她全身淤青，膝蓋腫大，但慶幸的是，除了軟組織挫傷，沒有更嚴重的骨折。

她被夏爾巴人背到帳篷，塞進睡袋，戴上氧氣面罩，沉沉睡去。

在2018年珠峰登山季中，這位來自福建廈門的43歲女性先后經歷了幾乎一切意外。暴風雪、被吹下懸崖、手指被凍傷、雪盲、滑墜，但故事的轉折是，她不僅成功登頂，還安全下撤。

這一切在7年前也是無法想象的。吳燕一直喜歡登山，在2011年生了一場大病，化療了幾期，對身體傷害有些大，那時候的她，小區一圈八九百米的路都走不下來，走50米，就要找地方坐下來休息，然后才能繼續走路。她想，就算身體慢慢恢復，可能也沒有辦法再去登山了。那一年她看了電影《絕命海拔》，熟悉的雪山，熟悉的徒步路線，她淚流滿面，想要重新開始爬山。七年間，她成功攀登了康復后的第一座雪山——曲登嘎布峰，2017年9月登頂了世界第九高峰馬納斯魯峰，2018年5月終于登頂了珠穆朗瑪峰。

珠峰是什么顏色的？

一個人孤獨地、重復地、枯燥地、無助地爬樓梯，常常在張洪腦海中閃回。一級一級往上爬，既看不到希望，又不想放棄，在煎熬中一步一步循環往復，和水泥地作伴。

當別人問他登頂之后這兩年，最常回想的畫面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爬樓梯，而不是登頂的高光時刻。

2021年5月24日北京時間上午11點15分，46歲的盲人張洪站上了世界之巔，成為亞洲首位登頂珠峰的盲人。

登頂的照片里，張洪穿著一身紅色登山服，戴著護目鏡，氧氣面罩，除了衣服上繡著的名字和五星紅旗，沒有人能看得出來他是誰。他身后的天空呈淡藍色，薄霧被風吹散，陽光照耀著五彩經幡，它們覆蓋在略微傾斜的雪坡上，在凜冽的寒風中隨風飄揚，更遠處的背景里，連綿的雪山冷峻而又莊嚴。

夏爾巴向導抱著張洪說：“張洪，You?Summit（你登頂了）。”張洪沒有力氣回應，他隱約聽到對講機里傳來人群歡呼的聲音。之前，他曾模擬過登頂之后要喊的口號，打算做的動作，在這一刻，全忘了。

為什么要去爬珠峰？別人去爬雪山，可以看到壯美的風景。張洪看到了什么呢？石頭是什么顏色的？灰色的，黑色的，還是紅色的？冰川是透明的嗎？有沒有雜質？這些碎片拼湊起來的珠峰，不再是一幅固定的風景，而是隨著他的想象不斷重構，打碎，排列再組合，是一種經過他美化加工之后，獨屬于他的世界。

張洪在失明前從未見過珠峰的圖片。對張洪來說，珠峰的世界屬于聲音。帳篷外高壓鍋突突冒氣的聲音，直升機起降嗡嗡的轟鳴聲，牦牛脖子上的銅鈴發出清脆的叮當聲，咔嚓裂開、轟隆坍塌的冰崩聲。直到臨近8848米，風聲從耳后繞到頭頂，雪風呼嘯，雪坡平滑，周圍空曠，而且寂靜。

在珠峰這個目標出現之前，他工作只是為了掙錢，單純為了活著，“但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于生活平淡的張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一個抽象的理想，想要做出點事，但在同樣長的時間內，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體的事情是什么。

身邊的人難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輩子這樣平穩過去，這是99%的盲人能夠維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這樣過一輩子”。

從抽象到具體的路上，他折騰了很多年。他輾轉昆明、上海，打工、繼續開按摩店、賣保險、做直銷，什么都想去嘗試，要找到那一件“具體的事”。

2016年，不喜歡運動的張洪，40歲的年紀開始出發。

確定攀登珠峰之后，在準備期間，一邊體能訓練不能放松，一邊籌錢，張洪的心理壓力很大。向導強子常常說張洪崩得太緊，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張洪也緊張，紀錄片團隊已經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后去不成，對別人來說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一路上關于成功和失敗的可能性，頻繁在他心里焦灼，如果攀登不成功，余生該怎么生活？在爬樓梯，在四姑娘山拉練，這種成敗的想法每天都在心里出現，并且隨著時間的臨近沒有任何緩解。

他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努力過了仍然失敗，也許就接受，“我只能過這樣的生活。”

過去的他總認為自己不幸，抱怨家人，抱怨命運，找外界的原因，找社會的原因，遲遲無法接納自己是一個盲人，郁郁不得志，生活在社會邊緣。直到珠峰的自然環境向他揭示：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

大自然沒有因為他是一個盲人而區別對待。珠峰沒有給他開綠燈，也沒有給他增加障礙。

從8848米下來后，他與從前的自己握手言和了。他回應了內心的召喚，付出行動去實現它，于是內心得以平和，“如果沒有登珠峰，可能我還在尋找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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