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信札，中華文化的一脈心香

近日，當代著名作家、紅學家劉心武先生，與已故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因紅學研究而起，20年書信交往的《解語何妨話片時：周汝昌劉心武通信集》全新出版，受到讀者廣泛關注。

這本書中，既有兩人150余通書信往來，也有20余篇附文的交流；既有對中國傳統學問的思考，又有對中國現代學問的探討；既有題詩，亦有贈畫。

(資料圖片)

關于這些通信，周汝昌先生生前就曾表示：“可以多寫寫，編個小集子（包括刊文與通信等文字），要為紅學探佚學留一點軌跡，啟牖后來之才士。”劉心武也一直有這樣的心愿：“將我們的通信加以匯攏、編排，出成一本書，展示汝昌師的學術襟懷與提攜后輩的高尚風范。”

近日，劉心武先生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分享了這本通信集出版背后的故事。無論是兩位先生紅學研究心路軌跡上的心意相通，抑或是他們治學過程中的專注熱忱，都令人感動而震撼。

很早就受到周老考據派紅學的熏陶

北青報：起初，您和周汝昌先生長達20年的通信交往是怎樣開始的？

劉心武：我給周老寫信是沒有留底稿的，完全發自內心地要寫信給他。周老他也沒有留底稿，非常認真地回應我這位晚輩，寫了很多信。20年間我們通過多少信我自己原來沒有計算過，現在所收錄的不能說沒有遺漏。

最早的時候，我寫小說挺紅火的，隨筆也不錯，還搞建筑評論。但是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多是一些邊邊角角的問題，很多報紙雜志還不太愿意接受。1991年11月，我第一篇《大觀園的帳幔簾子》在《團結報》副刊發表。萬萬沒有想到，那時候已經成為紅學泰斗的周汝昌先生在印數這樣少的副刊上看到了我發表的這樣的小文章。他主動給韓宗燕編輯一篇文章發表，贊揚我的“紅樓邊角”，他給了我四個字——“善察能悟”。

我一看周老居然寫文章肯定我這樣的小文章，激動得不得了。我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就是現在通信集里的第一封信。沒想到他讀了我的信以后還給我回信，這樣我們才斷斷續續開始通信了。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種交往，完全是純精神的交往，凝聚了我們對于曹雪芹《紅樓夢》的崇拜和喜愛，沒有別的復雜的因素。我們通信一直持續到周老去世的前一年，2011年前后，一共是20年。它是非常真實的一個通信集。

北青報：原來有這樣的因緣際會，挺奇妙的。

劉心武：我跟周老是有緣分的，不要以為只是1991年通信開始。我跟周老最早聯系是哪一年呢？是1954年，我12歲，上初一。我們家住在北京東四，那邊有一個書店，我經常去買書。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新到的書，叫作《紅樓夢新證》。因為我從父親枕頭底下偷偷看到過《紅樓夢》，我心說怎么還有一本這樣的書，什么叫《紅樓夢新證》？翻了翻，似懂非懂，但是讀了幾頁，我就要買這本書。書店的老板說：“小朋友，這不是兒童讀物，這書不適合你。”那是挺厚的一本書，也挺貴的。我從兜里掏出零花錢數了數，還能買下，就買回來了。

我開啟《紅樓夢》研究的啟蒙讀物就是《紅樓夢新證》，那是周老那本書的第一次出版，第一印，第一刷。這本書買到家以后，受到我們全家的歡迎。我父母、我哥哥姐姐都喜歡《紅樓夢》，所以我其實很早就受到周老考據派紅學的熏陶。

“扶老攜幼”?我們是真情流露

北青報：您用“扶老攜幼”形容與周老的整個通信狀態，這是怎么回事兒？

劉心武：我認識周老，跟他通信的時候，他已經年過70了，我還不到50歲，我們是有很大的年齡差的，他是我父輩一樣的存在。為什么說我們倆叫作“扶老攜幼”？他首先是攜幼。他知道我的觀念跟他接近，一步步指導我怎么深入去探討。我們之間的通信基本上我有什么想請教的就請教，他有肯定、有贊揚，還有批評。比如說我看《紅樓夢》有一回寫到手絹，周老就很嚴肅地給我指出：“你對《紅樓夢》版本不熟，在《紅樓夢》手抄本里只有‘手帕’這樣的寫法，沒有‘手絹’的寫法。在程偉元和高鶚將《紅樓夢》進行活字版印，形成了現在紅學界的程甲本、程乙本時，才第一次出現了‘手絹’的字眼，所以不是曹雪芹的原意。”他對我進行了很細心的指點。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寶貴的，啟發我要認真了解《紅樓夢》版本源流，做研究是不能糊里糊涂的。我的紅學后來被人叫作秦學，開創了一個紅學的分支叫秦學。開頭就是一個笑談，后來我就把這個笑談拾起來認真做了——從秦可卿入手去解密《紅樓夢》。周老在這方面不遺余力地指導我。

北青報：從通信中，能看出周老做人做事做學問，都是帶棱帶角的真性情。您在序言里也說，周老的人格，是您應該永遠憶念，也是您應該努力去修煉的。

劉心武：周老是個始終保持童真狀態的人，他很清澈，不會經營人際，不會走門路，不管遇到什么風風雨雨，他就堅持自己的觀念，不斷進行探索。比如周老晚年集中研究史湘云，開始表達這方面的新思索。結果就遭到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攻訐。他那時是一個已經積累了很多成果和威望的學者，但是他不吃老本，不怕誤解，更不怕抨擊和圍攻，堅持往下做自己的研究，這就是一種學術骨氣。

一個人上了年紀有點成績以后容易變得保守，或者叫做維護自己光潔的羽毛。特別怕新的創作招來非議，怕人設崩塌。關于這個我們也有交流。周老他不怕這個，他做研究的目的不是博得所有人喝彩，他就是一輩子在不斷地進行《紅樓夢》研究。有時候他的一些觀點太超前了，相關史料也還不夠充分，我不完全同意。但是他在出現一個學術構想以后，就會非常興奮，孜孜不倦去進行探究，周老的這個境界，我非常佩服。

一直通信?一共才只見過三面

北青報：在長達20年跟周老筆談的過程中，對于周老所持的紅學觀點，您有哪些特別的體會？

劉心武：什么是紅學？周老認為《紅樓夢》跟其他古典小說不一樣，它更是一部中華文化集大成的文本，它是一個中華文化的結晶。紅學是一門獨特的學問，跟一般的小說學研究是不一樣的。周老是把對《紅樓夢》思想內涵的研究、藝術手法的研究排除在紅學之外的，他這個觀點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我很理解他，但是我有時候會表述得圓滑，而去在骨子里堅定地跟著周老搞考據。

這里面有一件事，就是《文匯報》“筆會”的評獎，當時是評選兩年之間的文章。對于評獎，我跟周老一點兒想法都沒有。知道得了獎，周老寫信給我，就跟小孩得了糖果一樣，非常興奮。周老為什么興奮？因為這個評語把我們兩個人的研究方法的精髓點了出來。一個是善察能悟，“閃電般的靈感”；一個是要有“嚴密的考證”。二者的結合就成了我們的學術成果。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通信“浮續著中華文化的一脈心香”。周老反復問我這個評語是誰寫的，他很驚嘆，他覺得這個話抓住了要害。后來我告訴周老這個評語是《文匯報》“筆會”的主編周毅寫的。非常可惜，周毅女士50歲就去世了。

北青報：挺感觸的是，周老和您在十幾年前就非常重視中國古典文化當中的獨特性。

劉心武：周老的紅學觀念，正強調的是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文脈。實際上，我們20年通信心靈相通的一個基礎，就是我們對中華古典文化精髓的熱愛和對它孜孜不倦的探求欲望。

比如我們一開始討論帳幔簾子。以前的竹簾，用細細的竹條編在一起，中間是有縫隙的。兩邊各有一條線繩，可以拉上去再放下來。而且，“簾”字原來也有好幾種寫法，細竹子條編的寫成“簾”。過去下雨的時候把竹簾子放下來以后，仍然可以依稀看到簾外的雨絲，所以中國古詩中有“一簾春雨”之說，構成了特殊的詩意。

這個細微的探討，說明我們兩個非常重視中國古典文化當中的獨特性。“一簾春雨”就體現了中華文化這個非常重要的特質，西方文化它沒有這個意境。周老當時就覺得我們當然需要向西方吸取文化營養，但是我們也要珍惜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而研究《紅樓夢》，大的方面需要研究，細枝末節也不能夠忽略。

北青報：?古人說“高山流水遇知音”“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等，嘆的都是知音難覓，知音難尋。您二位的君子之交，真是難得。

劉心武：我現在特別懷念我的恩師，我也很高興，我和周老的交往之中完全沒有任何功利的因素。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你們一直通信，怎么一共才只見過三面？我們就是這樣，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我和周老兩個人性格相近，一點兒不懂人情世故，不知道怎么活動，就是埋頭做學問。到最后一說你們才見過三面，我都吃一驚。我怎么覺得好像經常和周老見面似的。

周老給我的信，一片童真，一片大愛，沒有任何雜念，他是將一顆赤子之心掏出來跟你交流。

周老的信，早期字跡還大體清爽，后來他目力衰退到一目全盲、一目僅0.01視力，這個時候他其實可以通電話，也可以讓子女代替寫信。但他就要給我寫信，每個字都有核桃大小，而且難以成行，常常是下一個字疊到上一個字下半部分，甚至左右跳蕩。接到這樣的信，我總是既感激莫名，又興奮不已，費時費力辨認之后，一旦居然全部認出，那種快樂的心情難以言喻。

周老覺得跟我親筆通信是一種享受，為什么這么說？焦金木是這本書的整理者，也是我的助手，焦金木就發現，周老開始的信還是用一些正規的信紙，到后來就是身邊有什么紙他就拿什么紙寫，有的是打印作廢的紙，他用背面來寫。還有一次他就干脆撕下一張日歷來寫。有一封信里，他抒發所感之后，大意就說你不要忙著回信，但是我現在寫信，覺得有些想法要立刻告訴你。就是這樣，一些重要的紅學知識、資料，他還沒有來寫文章，他先告訴我。這個世界上能有幾個前輩對晚輩這么好？很讓我感動。

周老扶持的后進，豈止我一個？他對人對事，都是如此，具有賈寶玉般超俗的眼光和心地。有觀眾跟我說看到周老在央視的《百家講壇》的樣子就感動。那么大歲數的一個人，滿臉褶子，往那兒一坐，先自己一笑，十指交錯放在胸前，就像個孩子一樣。一開口，深入淺出，邏輯清爽。他就是愛《紅樓夢》，就是喜歡曹雪芹。他不但研究《紅樓夢》，還開創了中國的曹學，并且不遺余力地在這方面做努力。所以這是真情流露，我對他也是真情流露。

在研究上多拿出自己的學術成果，少去批判別人

北青報：毋庸置疑，周老在紅學界是一位具有開創性地位的巨匠，他做學問是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投入其中。您在后期也是把文學創作的熱情投入到《紅樓夢》的研究中，創作續書，去探究去照亮《紅樓夢》的奧妙。從這本通信集里，不但能看到紅學界的一些掌故，還能知道中國過去一代人的心路歷程，細細品味，很有意思。

劉心武：殘生余年還能繼續研究《紅樓夢》，我是很愿意的。現在網上老有些人有誤解，比如說我研究《紅樓夢》寫了篇文章，他們說國家拿錢養著你，你去研究這個？其實我研究《紅樓夢》沒有拿國家一毛錢。

有一次信里，周老說了兩句話，一句是“好漢當仁不讓”，還有一句是“英雄見義勇為”。這兩句話怎么回事兒？當時有個背景，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邀我去講了一次之后，應觀眾要求又要我去錄節目，那時候我有點兒疲憊之感。周老說了這兩句話，他讓我一定要去講。這兩句話我就懂了。

還有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2006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了兩場《紅樓夢》，之后我把自己的兩本學術著作寄給了著名學者余英時教授。寄到之后他很客氣地給我回信。其中他就點出了我是延續周老的路子，在信里面對我的著作用了“思入微茫”四個字概括。后來經過他本人同意，這封信發表在《文匯報》上。本來這是文化交流中的一段很正常的交往。結果有人寫了一篇2.5萬字的文章，說劉心武鬧了個國際大笑話，人家余英時用這四個字說你，是對你明諷暗批，是對你極大的否定和蔑視。你居然還拿來發表。

他們大概不知道，余英時先生有一本著作《方以智晚節考》，誰作的序？錢穆。錢穆在序里肯定余英時這本書用了哪四個字呢？“思入微茫”。錢穆是余英時的長輩，是19世紀末出生的人，比他大30多歲。“思入微茫”明明是錢穆肯定余英時學術著作的用語。余英時用了他的前輩夸獎他的四個字寫在給我的信里面，怎么就成了明諷暗批呢？原來是誰不讀書呢？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很霸道的。我們受的這種委屈蠻多的，所以周老會覺得還是要我到《百家講壇》錄節目，“你還是要去講”。

《紅樓夢》全書規模是一百零八回，是周老的觀點。搞學術研究就得拿出學術成果。《一百零八回〈紅樓夢〉》前兩本是周老根據十幾個古抄本進行匯校，是周倫玲還有周老的哥哥兩代三人共同完成的。他們全憑個人的努力，連綴而成這樣一個八十回的本子，而且保留了全部的批語，還有周老自己的批語，不得了。第三本就是我在周老的鼓勵和指導下完成的《續紅樓夢》。我跟周老的觀點一樣，續寫了二十八回。

我做講座也好，做研究也好，都是把周老的基本觀點加以弘揚，加以放大。實際上，我跟周老都只是一家之言，我們歡迎批評指正，也很愿意聽取意見。

北青報：這本書的書名叫作《解語何妨話片時》，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劉心武：《解語何妨話片時》這本書，有“三真”。第一這個通信集是真正一來一往的通信。第二就是真性情，不客套，沒有那么多敷衍話或者面子話。第三恰如書名，是“真解語”。讀者在書里可以感覺到我們兩個之間是真正的心心相通，在學術上是相通的。所以這本書出版以后，我覺得它有重大意義，不但對我們兩家有重大意義，對周老也有重大意義。在目前紅學界的狀態下，它應該是一個重磅的東西，希望能夠進一步推動、活躍民間的紅學研究和發展。

北青報：對于年輕一代的學人或者是紅學愛好者，您有哪些期許？

劉心武：對于民間的紅學研究，周老和我一貫都持開放寬容的態度。我們覺得《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化的一個制高點，紅學研究是一個公眾共享的空間。喜歡它研究它，人人都有這個權利，各種觀點都可以亮出來。現在有很多活躍在民間的紅學研究者，發表各種各樣的紅學研究觀點。有的觀點我看著都很驚訝，但是我覺得它們完全可以存在。隨著歷史的發展，要相信一代一代人會自己從中選擇那些他們比較可信、認同的東西。

我承認自己在紅學研究上還有點兒影響，我也知道還有很多在民間進行研究的人很艱苦，在這個方面，周老和我的態度是一致的，就是在紅學研究上少去批判別人，多拿出自己的學術成果，不能去打壓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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