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古道模式口 駝鈴悠悠數百年

◎申哥

(資料圖)

早年破舊擁擠的模式口大街經過多年整改，不僅獲得了“十大北京最美街巷”的美譽，也成為了市民喜愛的網紅打卡地。而在這條歷史悠久的文化街區上，積淀了多少滄桑歲月和故人故事，恐怕數也數不清。

與《駱駝祥子》有關的舊日磨石口

老舍先生在其名作《駱駝祥子》中寫道：“在他（祥子）的知識里，他曉得京西一帶，像八里莊黃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養駱駝的。磨石口是個好地方，往東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長辛店，或豐臺；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條出路。一閉眼，他就有了個地圖——這里是磨石口——老天爺，這必須是磨石口！——他往東北拐，過金頂山，禮王墳，就是八大處；從四平臺往東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莊。為了有些遮隱，他頂好還順著山走?！?/p>

老舍先生怎么會把磨石口寫進他的《駱駝祥子》里去？我見到一則資料后，體會到了老舍與磨石口之間的緣分。

民國六年（1917）初秋，一個從西直門騎驢前往京西翠微山的大男孩途經石景山。他此行的目的，是與同學們匯合勘測野外訓練的地形。待他行到永定河畔的時候，遇到了一支駝隊，為首的年輕人給大男孩講述了石景山一帶的養駝故事：

石景山附近養駱駝的人家很多，有的一家四代都以養駱駝為生。衙門口村駱駝多時達千余只，北辛安村、古城村也有百十來只。駱駝能從周口店、門頭溝往城里馱煤、馱山貨，馬車不能走的山路駱駝都能走。特別是城里的馬路不寬敞，就靠駱駝把各種貨物順順當當地運進城呢。

他們邊走邊聊，轉眼來到一個村口。年輕人說這個村子名叫磨石口，他就住在這兒，請大男孩到家里坐坐，男孩急著跟同學匯合，便婉謝了。

到民國十年（1921），大男孩因為生病到八大處的大悲寺內療養。他沿著彎曲的山路散步，常到磨石口，每次來，他都想著再會會那位年輕人。最終，那個牽駱駝的年輕人成為了“駱駝祥子”的原型。這個大男孩，便是青年時代的老舍先生。

從“磨石口”到“模式口”一條“有故事有酒”的古老街巷

或許有人會問，模式口大街最初的名稱“磨石口”因何而來？又為何更名為模式口呢？其實，此地歷來盛產用以磨刀的優質石料，而且從宋朝起便進行開采加工了。當然，如今的村民早已不以此為生了。

除此之外，關于“磨石口”的由來，還曾另有一個說法。根據《光緒順天府志》中的記載：“（薊縣）西四十里，山底村亦曰旁村、北辛安、已上村在永定河東，舊有寧臺、元英、磨室宮后此?！蹦ナ覍m，乃是戰國時期的燕國宮殿，遺跡已無法找到。根據當地一些文史學者的看法，磨室宮大體是在而今法海寺的位置。進而，這些學者認為磨石口之名就出自磨室宮。

由于磨石口處在永定河的河道一側，所以來自大西山的煤炭、木石商隊皆由此經過。以駱駝為腳力，養駱駝的人家才會有很多，磨石口也一躍成為京西的商貿往來重鎮，與永定河畔的琉璃渠村、三家店村等古村齊名。

擁有數百年歷史的磨石口，是怎么成為“磨石口”的？這還得聊聊與之相關的兩家近代企業：一家是龍煙鐵礦公司，另一家是京師華商電燈公司。

話說民國初年，有個來華工作的丹麥專家，在河北省宣化的龍關鎮（而今屬于赤城縣）進行地質調查時，發現當地民眾皆以一種當地出產的紅色赭石來染布。經過研究，這位專家認定，此種礦物質是品質極高的赤鐵礦。到了民國七年（1918）一戰結束時，由于全球的鐵價暴漲，使得財政嚴重虧損的北洋政府覺察到商機。北洋當局的負責人徐世昌決定，以官商各半的方式興辦龍煙鐵礦公司，由陸宗輿為督辦。

有了鐵礦資源，并不意味著錢能容易地賺到手。此時國內的大型冶煉工廠只有位于湖北省的漢陽鐵廠，因距龍關鎮太遠、交通不便且不安全，當局開始尋找替代漢陽鐵廠的新鐵廠。找來找去，選定了位于京西的石景山，因為在石景山南側有一大片可供建設廠房的用地，而建廠所需的水源，可以利用山前流淌的永定河水。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東風就是征得建廠的土地。然令投資方沒有料到的是，征地出岔子了。首先，石景山上有座碧霞元君廟，民眾擔心建廠影響香火；其次，也是最關鍵的，石景山土地的擁有者——磨石口村的大地主薛厚田是個不折不扣的“刺頭”。他開出了條件：征地必須首先解決失地者的補償和未來生計問題。征地方認為薛厚田的要價太高，薛厚田亦覺得對方沒誠意。就在雙方爭執不下時，一個叫李堪的政客出現了。

李堪此時的身份，乃河北省議員、永定河水利會會長。經李堪調解，征地方同意以給予補償金、招收鐵廠職工等方式滿足薛厚田的要求。

龍煙鐵礦公司的糾紛尚未結束，薛厚田與京師華商電燈公司的沖突又起來了。

京師華商電燈公司最初開設于正陽門西側的內城垣以南，大體是如今北京市供電局的位置。因其占地面積有限，所使用的護城河水流量不足，所以無法滿足供電需要。經過一番考察，電燈公司決定在石景山附近建設新廠。出于向京城供電的需要，電燈公司打算在磨石口村鋪設電線桿。

這件事，又引起薛厚田及磨石口村民不滿。于是，李堪再次出面進行調解。雙方達成的結果是：京師華商電燈公司為磨石口村通電，并提供補償金以興辦小學。這一來，磨石口成為了北京地區最早通電的村莊。這也使它擁有了近代化小學、各類小型企業等。及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春天，在李堪的申請下，磨石口正式易名為“模式口”，其大致含義為“此乃各村之模式也”。

模式口大街東口曾經流傳過蘇武與李陵的傳說

模式口大街到處是廟。村東村西，山前山后，總共有28座廟。經過幾十年的滄桑之變，留存下來的只有八座，分別為：三界伏魔大帝廟（即承恩寺東側的關帝廟）、承恩寺、龍王廟（北京九中西側、第二過街樓西）、永濟寺（也叫涌泉寺，位于法海寺東側）、法海寺、龍泉寺（法海寺西側）、關帝廟（慈祥庵東側）、慈祥庵（田義墓東側）。

這里要說的，是一座消失已久的蘇武廟。早年間與之相對的是一座體量不大的李陵碑。這兩處人文風物皆位于舊時的模式口村東下坡處。而貫穿模式口村的駝鈴古道（也就是而今改造過數輪的模式口大街）是西高東低、彎彎曲曲地拐過九道彎的。

蘇武廟與李陵碑就位于古道的東側低洼處。此地曾有一眼水井，井邊有酒肆數家，旅客多在這里飲酒、用飯、休息。

要說起來，蘇武廟只是面闊一間的石砌小廟，里面供奉著蘇武塑像。蘇武是西漢時期的政治家與外交家，李陵是與他同時代的將軍。在民間故事《楊家將演義》中，兵敗后被契丹大軍圍困于狼心窩的楊繼業，最終是撞李陵碑殉國的。

然話說回來，蘇武墓（廟）在陜西省武功縣，而李陵碑則在山西省懷仁縣，模式口村矗立一廟一碑，又為哪般？原來，曾經的模式口古道不僅是商賈往來的重要道路，同時也是將士征戰的必經之地。據古代戰爭史學者的分析，無論是遼宋高梁河之戰，還是明代正統帝征討瓦剌等，都與這條古道有關。而這些戰斗又大都是中原農耕與北方草原民族之間的博弈，于是，蘇武、李陵這樣的人物形象便出現在了模式口古道之上。

當代散文家鄧拓曾在《燕山夜話》中提及古北口的楊令公祠。其實，楊繼業從未在古北口一線駐守過，但古北口屬于遼（金）宋之間交往的重要通道，修建一座廟宇同樣是在體現民族氣節，寄托民眾對民族英雄的追慕之情。

四座過街樓串聯起“九曲十八彎”的駝鈴古道

說它“十八彎”，確實有些夸張，但“九曲”可絕對真實。而今行走在模式口大街上，“九曲”已然不會為游客所感受到了，就連昔日的高大過街樓，也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要說起來，在明清時期的一些京西古村落里，幾乎都矗立著大大小小的過街樓。這些過街樓一般建造在行旅的必經之處，以保障過往人員的安全?，F而今，京西地區還留存著軍莊過街樓、琉璃渠村過街樓、圈門過街樓、燕家臺過街樓、石廠村過街樓等二三十座。

當然，昔日眾多擁有過街樓的村落中，最為顯眼的還要屬模式口的過街樓。這里的過街樓有何特殊之處呢？首先，在全長1.5公里的古道上，居然聳立著四座過街樓；其次，這四座過街樓的二層平臺上，都筑起高高的圍墻。在四面高墻上，還修筑了射擊孔。每座過街樓的二層平臺中間，都設計成中空形式。

而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四座過街樓與模式口古道（模式口大街）之間的關系。從古道東側一路向西，會依次看到第一過街樓（目前無存，但留下標志牌）、第二過街樓（大街路南留有部分虎皮墻，就在龍王廟偏東一點）、第三過街樓（大街路北留有部分虎皮墻，中間墻洞中有小石獅子一只）、第四過街樓（大街路北路南皆留下虎皮墻）。其中，第一過街樓至第二過街樓的距離為500米；第二過街樓至第三過街樓的距離為100米；第三過街樓至第四過街樓的距離為500米。

按照當地民眾的說法，這四座過街樓正好是模式口村三組建筑群的地界標志。這三組建筑群分別為：承恩寺（第一至第二過街樓間）、法海寺（第二至第三過街樓間）、田義墓（第三至第四過街樓間）。說到這兒，您會不會心生疑惑，法海寺不是在村北的福壽嶺南麓么？怎么跑到模式口大街上“湊熱鬧”來了？其實，法海寺曾經的遠山門，就矗立在第二、第三過街樓之間路北的位置。

這四座過街樓最為雄偉壯觀的是第一過街樓，而體量遠不及它的第四過街樓卻把控著全村的制高點，原因在于模式口古道西高東低的地勢。

如今，過街樓的建筑早已無存，然位于慈祥庵東側的關帝廟內，一幅以著名畫家何大齊的《模式口風情圖》作為底本的動態畫卷，還是能為您展示四座過街樓的往日風采。

模式口與三位明代伯爵家族的故事

在走訪法海寺的途中，不期而遇的是永定河引水渠工程。這個完成于上個世紀50年代的工程，曾經深刻地影響著模式口村。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得以發現第四紀冰川擦痕，正是在配合這項工程所進行的地質勘查過程中。中科院院長郭沫若能夠見到法海寺壁畫，并當著管理員吳效魯的面高度評價這一國寶，也是引水渠工程開挖涵洞出現事故以后。

當然，這里要講到的，還有另外一件事。就在開鑿永定河引水渠工程的1956年，工程人員于法海寺西南方向出土了一方墓志銘。建設工地發現個把文物，按說不是啥稀罕事兒，但這方墓志銘的出土，卻揭開了模式口地區一個塵封已久的秘密——這里，曾經是宣城伯家族的安葬之地。

宣城伯是誰？說起來，明代的宣城伯共有七代人。其中的第一代是宣城伯衛穎。但在模式口地區埋葬的最初一代，則是衛穎的父親衛青。對了，您沒聽錯，他與西漢大將軍衛青同名同姓，但不是一個人。

葬在模式口的這個衛青，曾經當過元代的軍官。待明初之時，歸降于燕王朱棣。多年之后，朱棣即位，成為明永樂帝。彼時的山東沿海地區經常遭受倭寇侵犯，朱棣想起具有豐富臨戰經驗的衛青，便派他赴山東前線防備倭寇。在衛青的經略之下，不僅抵御了入侵的倭寇，還擊潰了唐賽兒領導的青州起義軍。朱棣十分欣慰，擢升衛青為山東都指揮使。待衛青去世后，被安葬在模式口。

將門出虎子。衛青去世后，他的兒子衛穎于明正統年間擔任濟南衛指揮使，幾年后被調入京師，繼續擔任軍事守衛工作。到了天順元年（1457），一個突發事件不僅改變了衛穎循規蹈矩的人生，也改變了他家族的未來命運，這便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奪門之變”。

衛穎在奪門之變中扮演的角色，是帶著一哨人馬闖入關閉已久的南宮。南宮之內軟禁著太上皇朱祁鎮，也就是正統帝。據說，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衛穎帶人奮力叩打南宮大門，然無人應答。衛穎無奈，下令用大木強行撞門。隨即，宮門及部分宮墻被撞塌，兵士們一擁而入。有意思的是，處于南宮深處的朱祁鎮竟然沒有聽到外面的闖宮之聲，他正在秉燭讀書。

此事過后，朱祁鎮復辟為帝，年號天順。所以在明代歷史上，“正統帝”與“天順帝”實乃同一人。由于奪門之變的功勞，衛穎被封為宣城伯。之所以冠“宣城”之名，只因其曾鎮守宣府。待弘治十一年（1498）衛穎去世，皇帝追賜其宣城侯，并賜葬在衛青墓旁。

在永定河引水渠工程中出土的宣城伯家族墓志銘，來自第四代宣城伯衛守正。那時候的宣城伯家族居住在而今西城區的背陰胡同與靈境胡同西段之間。宣城伯家族一直延續至明崇禎十七年（1644），算是與大明王朝共存亡了。

就在發現宣城伯墓志銘的同一年，承恩寺以北的永定河引水渠工程工地上又發掘出土了另一方墓志銘。這方墓志銘的主人是明代清平伯的夫人吳氏。至此，模式口地區的兩個明代伯爵家族墓地前后腳地“重現江湖”，為考古學家、歷史學者們關注。

第一代清平伯名叫吳成，父親吳通伯是元代遼陽行省的右丞。及至元亡明興之際，吳通伯、吳成父子前來投靠。到了“靖難之役”，吳成又把寶押在了燕王朱棣身上。隨后，由于跟隨朱棣作戰有功，吳成得以不斷升遷。至宣德初年，吳成被封為清平伯。到宣德三年（1428），吳成又被擢升為清平侯。宣德八年（1433）吳成去世，被追賜渠國公。

吳成先后得到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代君主的垂青，絕不是沒有緣由的。除了作戰英勇、軍事才能不凡外，吳成父子對于明王朝的忠心乃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吳成去世時，他的兒子吳忠早已戰死疆場，為國捐軀了。有明一代，總共出現了八位清平伯。至崇禎十七年（1644），京師陷于李自成之手，清平伯家族的輝煌才告終結。

除了具有“本地戶口”的宣城伯、清平伯家族之外，模式口還擁有一個“外來戶”廣寧伯家族的部分文物。這些文物基本出自于距離模式口不遠處的廣寧村。由于明朝的數代廣寧伯皆葬于此，所以逐漸形成了一個村落。

第一代廣寧伯名叫劉榮。別看他在中國歷史上名聲不顯，卻是永樂年間的一位抗倭名將。擔任遼東總兵官的他曾在一次戰役中斬殺倭寇千余人，俘虜數百人。這大概是明初以來對倭寇圍剿的首次大捷。此戰之后，數十年內倭寇也不敢大規模入侵劫掠遼寧沿海，從而使渤海灣北部區域肅清一時。當地百姓甚至給劉榮建祠、祭拜。有歷史學者指出，劉榮應被稱作明朝第一位抗倭名將，比戚繼光等人要早一百多年。

收到來自遼東的捷報后，朱棣大喜，把劉榮召回京師慰勞，封其為廣寧伯，子孫世襲，食祿一千二百石。劉榮之所以被封為廣寧伯，因其鎮守的明代軍事要塞是廣寧，此地至清朝為廣寧府，民國時期改稱北鎮，一直延續至今。

永樂十八年四月，劉榮病逝于遼東任上，朝廷追封為廣寧侯，謚忠武。劉榮被埋葬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廣寧村。廣寧村原先的名字叫做廣寧墳，至1980年更名為廣寧村。?劉榮家族七代12個伯爵的墓地皆在廣寧村。

據說，廣寧伯家族墓地規模不小，除碑亭、享殿、寶頂之外，尚有崖刻精美的一對石馬，傳聞是劉榮的坐騎。在民國時期，廣寧伯家族墓尚屬完整，后因軍閥混戰，地面建筑逐漸蕩然。而今的墓群遺存只剩一匹漢白玉石馬，以及出土的數方墓志銘，被移至田義墓東側的慈祥庵內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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