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 李晏用鏡頭熱愛戲劇三十年

1999年6月6日，小劇場戲劇《戀愛的犀牛》（編劇：廖一梅；導演：孟京輝）

1996年2月，小劇場戲劇《棋人》 。編劇：過士行；導演：林兆華；主演：賈宏聲。北京人藝小劇場是北京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小劇場，《棋人》也是李晏在北京人藝小劇場拍的第一部劇

李晏

1964年生于山東煙臺。自幼熱愛戲劇，1983年起連考五年戲劇學院未果。1989年到199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攝影專業(yè)。上世紀90年代初，因為吳文光的紀錄片《流浪北京》開始關注實驗戲劇導演牟森，從此成為話劇圈最重要的攝影師。他不僅為實驗戲劇拍攝，還拍攝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大戲。三十多年間，發(fā)表圖片一萬余幅、文章近百萬字。著有《當戲已成往事》。

誰是李晏？

沒有人比黃磊這段話

說得更準確——

關于李晏，其實可說的很多。他算是個傳奇人物，幾乎在戲劇圈無人不知。他熱愛戲劇的程度遠遠超過了絕大多數(shù)的戲劇人和愛好者，他是狂熱，甚至比狂熱還要極端，他是瘋了，請接受這種描述，因為他真的是。他幾乎用相機記錄了近三十年整個中國戲劇發(fā)展狀況，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所有有戲劇活動及事件發(fā)生的地址，無論是中戲三年級的習作，還是一臺彼得·布魯克的大戲，他都在。甚至他還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參演了經(jīng)典名劇《暗戀桃花源》，并且一演就是十年四百余場，雖然他的臺詞只有六句。總之，李晏是個傳奇，他是中國當代戲劇發(fā)展歷程中的“活化石”，他的鏡頭所記錄的一切，未來可以稱之為“歷史”。

我不一定拍得最好

我只是堅持得夠久

北青報：先問個特常識的問題，戲劇攝影和別的攝影它不同在哪兒？為什么這么多人都拍劇照，最后是您被稱為“中國戲劇攝影第一人”？是您拍的時間夠長、持續(xù)跟隨的原因吧？

李晏：其實沒有什么本質不同，都是抓瞬間。只是跟其他攝影相比，它的不可預知性更強一些。除非你是之前看過好幾遍，否則你根本不知道劇中人的表情、情緒、燈光是怎么個變化。你要是來不及反應，就會錯過一些。像現(xiàn)在用數(shù)碼相機還好一些，一個你可以看回放，再一個你感光度可以調到很高。以前膠片的時候就沒這個便利條件，之前民用膠卷一般都是到400度，400度拍各種東西已經(jīng)足夠了，但對于舞臺攝影來講肯定不夠。以前我采取過的辦法是，我把它當800度用，甚至更高，1250什么的，然后在沖卷的時候增加時間。這樣能解決感光度的問題，但是也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它的顆粒會增大，反差會加大，這樣的話就不太有利于表現(xiàn)一些細節(jié)。

北青報：讀您的《當戲已成往事》，寫到導演田沁鑫第一次看您拍的劇照說“啊，拍這么好”，劇照拍得好和不好，關鍵在哪兒？

李晏：我覺得最樸素的一個標準就是別人喜不喜歡。要是不喜歡，你自認技術再過硬、拍得再美，可能也只是沒有靈魂的一張照片。

北青報：那由一個很熱愛戲劇的人來拍，和一個沒那么熱愛的人來拍，區(qū)別會在哪兒？

李晏：我覺得我不一定是拍得最好的，我現(xiàn)在之所以經(jīng)常會有機會展示作品，是因為我堅持的時間夠久，把這做成一個事件了。我認識的很多攝影師，像王曉溪、盧北峰他們也都拍過很多劇照。但他們拍這個是工作關系，可能這段時間負責舞臺劇的報道，他就拍得比較多一些；等他不負責這一塊內容了，可能他即使想拍也沒有那么多時間了。

我呢，因為一直處于一個業(yè)余的狀態(tài)，工作跟這個沒關系，也不屬于任何劇團。然后本職工作時間又比較有保證，所以我能有大量的業(yè)余時間來拍。我其實一直是個業(yè)余愛好者。

北青報：您在新華社是做什么？

李晏：我在圖書館，是一個圖書管理員。我1982年高中畢業(yè)就去了新華社，其實那個時候同學們都挺羨慕我，說你這也沒考上大學，但這工作真不錯。我也是覺得就這么下去吧，因為我們那兒有個新聞學院，將來通過新聞學院獲得一個文憑，以后也有發(fā)展的機會。但我那時候就著了魔似的，非要考戲劇學院。

連考五年戲劇學院

人生是自己的選擇

北青報：聽說了，您1983年起就考戲劇學院，連考了五年，怎么就那么難呢？

李晏：我那時候傻，特別軸，我不懂得人家招的是學生，你只要是能把藝考這關過了就行，關鍵你的高考文化分得夠。我老覺得我的專業(yè)成績不行，然后就拼命看專業(yè)書。看的那書，后來有機會跟中戲的老師聊天，他們說研究生都未必能看到這些書，你看它干嗎，我們又不是招老師。我就特傻，拼命準備專業(yè)課，文化課反而給忽略了。最后兩年我知道這個了，倒是也參加了一個高考補習班，但一個是撂了那么多年了，再一個，后來覺得再考也沒意思了，也不是特別上心。而且去上高考補習班的人家都是小孩兒，我都比人大好多歲，也不太好意思。

北青報：您那會兒想考的是導演系？

李晏：主要是考文學系。文學系、導演系，就這兩個。因為我不會畫畫，沒法考舞美系，然后身高不夠，不能考表演系。后來實在被逼得沒辦法了，因為文學系、導演系那時候不是每年都招生，有時候為了更多一些成功率，只要是能考的我都報。所以我還考過電影學院的攝影系和表演系，也都沒考上。其實主要是文化分不夠，我每年都有一個學校會通過專業(yè)考試，不光是中戲，上戲我考過兩次，中國戲曲學院考過一次，然后廣播學院、電影學院各考過一次。

北青報：這么執(zhí)著，那舞臺是什么東西這么吸引您呢？

李晏：我一開始是喜歡文學，上高中的時候立志想當作家。后來有機會看了、知道了戲劇以后，感覺戲劇比文學詩歌更有表現(xiàn)力。我對電影也感興趣，但是覺得戲劇它那種特質，就是現(xiàn)場性、一次性這些不可預知的東西，都比電影更有魅力。

我在第一年參加完中戲考試之后看了一部劇，其實是這部劇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就是徐曉鐘老師導的《培爾·金特》。之前對易卜生的了解，都是因為他的《玩偶之家》，對這部劇完全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那個劇是易卜生晚年寫的，他把他的一生借培爾那個人物進行了一個回顧，所以非常深刻，也非常博大。就是因為看這部劇，我一下子真正愛上了戲劇。以前想干這一行可能還有點出于一些虛榮心什么的，但看這個劇我第一次真正被深深打動。我是在現(xiàn)場看了兩遍，電視上又看了一遍，就特別著迷。然后就決定第二年繼續(xù)考，一年又一年，接著一直考到1987年。

我覺得這個跟人的性格有關。我的性格特點，比如不喜歡變化，堅持一件事要有始有終，它們造就了我。后邊也是很多事情都證明了，比如我會談一場曠日持久的戀愛，然后我開過一個小破酒吧，從第一個月就開始賠錢，一直賠到最后一個月。我居然堅持5年把它給開完了，就因為我當時簽了5年的協(xié)議，一分錢沒掙，還賠了好幾萬。

北青報：那部《培爾·金特》我沒看過，它那么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兒？

李晏：很多，培爾一生起伏跌宕的那種生活，索爾維格的臺詞——“我的一生與你無關，是我自己的選擇”，還有小鬼那句話——“咱們人生的下個十字路口再見”。這些我都記得特別清楚，可能也正是最后落到這些上的時候，把我打動了。當時據(jù)說有一個老師，帶著自己的學生去連看了一個星期，每次演出完都要打出個橫幅，上面寫著“人生的下個十字路口再見”。

1993年前后一個月時間里

認識了牟森和孟京輝

北青報：那后來您與戲劇又是在哪一個十字路口相遇的呢？

李晏：1989年我去學攝影，1992年畢業(yè)。然后1993年，特別巧的機會，在那一年前后一個月時間里認識了牟森和孟京輝。

最早是有一個搞平面設計的朋友旺忘望，我在他們家看吳文光拍的紀錄片《流浪北京》，在里面看到了牟森。然后我就想，“怎么還有像牟森這樣的人呢，這么搞戲劇？”以前跟大多數(shù)人一樣，都以為戲劇就像電影一樣，得有龍標啊，得制片廠拍，個人怎么還能搞戲劇呢？

我就特別好奇，跟老旺說我想認識這個人。正好那時候牟森在排《彼岸》，我第二天就騎著自行車跑去了。當時他們正好在裝劇場，說劇場其實就是電影學院表演系的一間大教室，比普通的教室要大一些、高一些。這么著就認識了，晚上一塊喝酒，說起來他們需要報紙，牟森說“不行就明天找個廢品收購站去買一點”。我就問：“你們要多少報紙？”他說“越多越好”，我說“我給你解決”。當時我工作的閱覽室有好多報紙，正好還有一批沒來得及處理。那時候有“面的”，第二天我就弄了一“面的”報紙給他送去了。然后他們就貼得一屋子上面下邊全都是報紙。

我是第一次看這種劇。之前我看過一部牟森的劇，那時候還不認識他，就那個《大神布朗》，尤金·奧尼爾寫的。雖然沒怎么太看懂，但那好歹還是個傳統(tǒng)樣式，也是那種正正規(guī)規(guī)的鏡框式的舞臺。《彼岸》這個吧，沒有人物、沒有情節(jié)，而且不是在一個劇場里頭，就亂七八糟的，我都看懵了。然后我拍的劇照也是奇奇怪怪的，都不是我以前拍的那種風格。這些照片牟森還挺喜歡，他就讓我多印一些，只要有記者采訪，他就用我的照片，然后我這個照片就用在報紙上了。

我以前發(fā)表的照片都是社會新聞什么的，這個劇照也能發(fā)表啊？想想我之前考了那么多年戲劇學院，最后跟戲劇一點關系沒有，就落一普通觀眾。現(xiàn)在通過攝影跟戲劇有了這么一個緊密的聯(lián)系，哎，覺得這事可以干。

這是7月份的事。然后8月8日是黃燎原的生日，他那個文化公司當時在北太平莊那兒有一個辦公地點，就招了好多朋友在那兒聚會。在那兒我第一次碰見了孟京輝和廖一梅。沒過兩天，我們去美院看一個什么展覽。孟京輝也去了，為給黃燎原送照片，他當時正排《陽臺》，黃燎原幫他宣傳。結果黃燎原一看他那些照片：“你這都什么爛照片，都不清楚，也沒人物什么的。”孟京輝說他真沒有，不會拍照。正好我在旁邊，黃燎原說：“你下午有事嗎？沒事你去幫他拍點照片吧。”我就去了，這么著然后拍了一些照片。我去孟京輝那兒是第一次進排練場，我才知道一個劇是怎么排成的。這比我當年考學還好玩，因為孟京輝本身他排戲就是很隨便、很自由的一種狀態(tài)。

等于這倆人又把我給吸引回來了。原來想以后就好好搞攝影了，我跟戲劇反正也沒什么關系了，頂多當個觀眾。但這一下子，還回來得特別徹底，直接進入了制作團隊。然后就一來二去，正好那兩年是他們倆的創(chuàng)作高峰，平均一年至少要有一部甚至兩部戲，像1994年牟森是《零檔案》和《與艾滋有關》，孟京輝是《我愛×××》。他們就帶著我進入到這個圈子里頭，在這個圈子里頭就會認識更多的人，像田戈兵什么的，都是那個時候認識的。

特別幸運

趕上了中國戲劇發(fā)展的好光景

北青報：上世紀90年代初是英才輩出的年代，您一下就遇到了兩個中國實驗戲劇的重要人物。

李晏：牟森更早一些，他是80年代末的時候，自己要求畢業(yè)后到西藏話劇團。他說當時就是想離所謂的“主流”——主流社會、主流文化越遠越好。結果到那兒發(fā)現(xiàn)根本不行，什么也干不了。話劇團的人恨不能一個月只出現(xiàn)一次，就為了領工資，也不練功，更不排戲。他覺得在那兒一點意義也沒有。折騰幾次之后，徹底跑回來，認識了蔣樾，然后認識了溫普林，開始自己搞戲劇，《犀牛》《士兵的故事》什么的，結果沒人沒錢沒槍的，最后就是到處籠絡人。然后聽說有一小伙子特別熱愛戲劇，就去找孟京輝，讓孟京輝給他當演員，孟京輝特高興。就這樣，等于是在一塊兒做事的過程中慢慢成長起來。

后來孟京輝去考戲劇學院的研究生，一下兒考上了。他1988年剛上學的時候，正好那一批都是不安分的小孩，郭濤、胡軍、史航、柳青什么的，各個系的都有。而且從他們的上一屆開始就有軍訓了，他們入校的第一件事就給拉到郊區(qū)去軍訓。因為他們中戲學生少，也就不分什么，所有的男生一撥兒女生一撥兒，所以他們飛快地就打成一片了。等回到學校的時候，這些人已經(jīng)都成了好哥們兒了。這校園又小，所以就是一有什么事誰嚷嚷一嗓子，其他人呼啦呼啦都來了。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搞了好多事兒，還搞過小戲劇節(jié)，每個人都有作品，孟京輝自己的是《等待戈多》。

我就特別遺憾，早知道我就跟這幫人一塊兒玩了，我何必去考什么戲劇學院，浪費那么多年青春。當然了，也不能說浪費，雖說后來我的攝影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學習，技術和設備都提高了，但是最重要的仍然還是在觀念。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我當年讀過那么多書，看過很多戲，我對戲劇多少有點了解，然后也正是因為這個，當我拍劇照的時候，一下子可能會比別人顯得好一點。單純從技術上來講，我并不是最好的，只是因為我懂一點，所以我可能能預料到戲劇高潮的出現(xiàn)，那些一瞬間的迸發(fā)，我能抓取到，我有預感。

我以前講座的時候一直會說兩句話，一個，“并不是因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為我堅持的時間夠久”；還有一個我覺得我是特別幸運，我趕上一個好時候。正好我開始關注戲劇的時候，中國戲劇迎來了它的發(fā)展。我在劇場里頭看的第一部正式的劇，大概是1977年吧，叫《楓樹灣》。之后是1979年，因為我有節(jié)目單，那是我收藏的第一張節(jié)目單，是北京人藝的《王昭君》。在那之前我還看過《救救她》，徐松子演的那個，大概也是1978年前后。然后一直到1983年我考戲劇學院的時候，其實之前我已經(jīng)看過不少戲。

下一本書

將寫新一代年輕戲劇人

北青報：那您那些照片，都是在什么時候拍的呢？現(xiàn)在不是正式演出都不讓拍嗎，一般都是在排練的時候？

李晏：以前早期的時候還沒這個要求。那時候拿相機的人也少，尤其北京人又特別熱情，甚至有的說：“你要不要跟我換個座位？我這座位好。”哪像現(xiàn)在，你這一有動靜，旁邊馬上瞪你。現(xiàn)在大家自我保護意識也強了，“我這也是花錢來看戲的，憑什么要受你影響？”現(xiàn)在基本上，能在彩排的時候拍我就在彩排的時候拍，再一個，現(xiàn)在的設備可以做到完全無聲，這樣就會對觀眾的影響也非常小。

北青報：那像最早那會兒，您也不像人家有個報社記者身份什么的，那怎么進劇場去拍呢？

李晏：我就買票看戲啊。

北青報：哦，在看的過程中拍。

李晏：所以我早期的照片特別少，有一些，質量也不太好。我書里頭用到了一些，但是做展覽的話，那個太次的你根本就拿不出來呀。你像姜文他們畢業(yè)大戲1984年的，我還用那種小傻瓜相機，在舞臺底下怎么拍呀。有好幾次座位特別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鳥人》，我買票的時候只有二樓最后一排，你想想那即便是拿長焦鏡頭調它，一個是它那個角度就不對，它是個俯的鏡，而且那個也太遠，我那時候鏡頭頂多也就200毫米，這個距離只能拍個全景。所以老的那個《鳥人》我就是幾個全景，中近景都沒有。還有一次就是《洋麻將》，我記得特清楚，我是在二樓的側面，你想想就兩個人的戲，他們也不怎么動，都坐在桌子那兒。我就感覺離得特別遠。

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還都是買稍微靠前一點的。我也沒有別的消費，對生活要求也不是特別高，我的收入主要就用在這些上了，買書、看戲、看電影。我都收藏節(jié)目單，而且習慣把票根貼在節(jié)目單上。所以，我不僅能知道我是在哪兒看的，而且我能跟照片的角度都對上。

從1993年7月份認識牟森和孟京輝以后，我拍的劇照才一下子多起來了。那個時候因為相機不普及，所以一般我給他們拍了以后，他們也就用我的照片。我這人又不多事，完了還免費給他們加印照片，當然他們高興了。所以基本上從那時候開始發(fā)表的全都是劇照。

北青報：您那本書《當戲已成往事》內容是寫到哪年來著？

李晏：我寫到2006年。從1982年開始，寫了24年。我想攢攢勁再寫下一本。第二本就是寫新一代的年輕人，從最早的顧雷、邵澤輝、趙淼這些。因為我又特別幸運趕上了看著他們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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