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與詩永遠在路上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1997年初版，2021年再版。從初版起，就帶動起西南聯大詩歌的研究風潮，也引出學界對西南聯大詩人群體的持續關注。這本詩集使讀者了解在戰火紛飛的40年代，昆明有那樣一批知識分子，在時代悲歌中探索詩歌之美，而這些詩歌在歷經半個世紀以后，依然價值不減。

11月28日，《西南聯大現代詩鈔》編者張同道，著名詩人和學者西渡、臧棣、姜濤、冷霜與聯大后代——翻譯家趙瑞蕻之女趙蘅、語言學家周定一之女周仲炎同坐一堂，就這本書展開了深入探討。

書的編輯及研究意義

本書編者張同道是西南聯大詩人群的命名者，他在博士論文《探險的風旗：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里首次將西南聯大詩人群作為一個獨立章節。他回憶編輯這本書的初衷，就是想為西南聯大的詩人留下檔案和資料。抱著這個初衷，他與出身于西南聯大的詩人杜運燮先生一起，編輯這部詩集。當時杜先生已年近八旬，主要負責聯絡西南聯大的老師和同學，而張同道負責編輯、復印、出版這些具體的工作。“西南聯大的詩多發表于各種雜志，而三四十年代雜志的發行很復雜，有日本占領區的，有國民黨軍占領區的，還有共產黨占領區的，發行面都非常小，找到那些雜志就不容易。”令張同道遺憾的是，有一些雜志沒能找到整套，如云南的《文聚》，致使這本書留有遺憾。

對于詩選的編輯，張同道認為編者沒有資格評判詩的優劣，那是留給讀者的權利。英國文學學者王佐良散文和詩都寫得漂亮，但為了把他的詩收到集子里，張同道費了好大工夫，因為王先生認為自己的詩寫得不好。杜運燮反復勸說，言明研究西南聯大創作，未必要很高的詩歌成就，這是有效的資料，能不能為歷史存真？王先生才同意把他視為不成熟的作品拿出來。“不久，他老人家就去世了。”張同道說。

穆旦的作品，有些來自于他的手稿。那時穆旦夫人周與良先生還健在，與杜運燮、張同道常常見面，商議穆旦著作的出版事宜。周先生在去美國之前，將穆旦的所有圖片和文稿交給了張同道。

北京大學教授臧棣談到自己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40年代中國新詩的現代性，90年代中期找西南聯大詩歌的原始資料很耗費了些精力，如果這本詩鈔能早些問世會省事很多。

臧棣認為，這是帶有里程碑性質的一本詩集，中國現代詩寫到40年代，有一種新鮮血色的生命氣息，它結合著生命的體驗和新生代詩人對現代漢語獨有的敏感。臧棣做研究時常常感慨，這是恰逢其時的一代詩人，帶著罕見的生命熱情和力量，結合了那個時代的詞匯，呈現出新詩的一種新面貌。

再從學術一點的角度去看待那一代詩人的追求。他們的新詩現代性有一個核心話題，對新詩現代性的追求，到底落腳點在哪兒。

這涉及怎樣理解新詩語言和散文化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一個重要落腳點。在40年代，朱自清其實已經用到了“新詩的散文化”這個詞，新詩現代化未來的方向落腳在對語言的使用上，落腳在新詩要采用的文體上，可能就是新詩的散文化。

臧棣說：“沈從文當時也講過一個觀點，用了一個詞，叫新詩的小說化。小說化其實是散文化的一個代稱。比如卞之琳那代詩人寫一首詩，總是用意境來化古，向中國古典詩致敬，我覺得這也沒有錯。穆旦做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是把新詩場景的意識打開了，從靜到動。”

臧棣認為，他們用了一種綜合的文體，包含對現代散文的吸收，還包含著突破詩歌、散文界限。這個混用本身讓現代漢詩的詩體有了更多的包容性，能夠回應更復雜的時代經驗。這代詩人留給我們的財富，是他們對語言最出色的運用。

40年代的詩歌成就在很長時期不為普通讀者所了解，原因之一在于很多詩人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發表作品的機會，直到1981年《九葉集》的出現，這一收集40年代詩人作品詩集的出版，刷新了人們對40年代詩歌的認知。清華大學教授西渡說：“我們在討論40年代詩歌時，多引用這本書里的詩作。新版在篇目上有所增加，卞之琳的《慰勞信集》全部收進來了。新版還做了一些版本校訂工作，這本書變得更經典了。”

談到杜運燮，趙瑞蕻的女兒趙蘅說，“我叫他叔叔，他比我爸爸小一點，他們是很好的同學。杜叔叔病重時，我母親帶我來北京，我陪她去病房看望過，當時我知道他忙著編《穆旦全集》。他病重去世，我在媽媽囑咐下打車奔到醫院，見了杜叔叔遺容，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回家畫了張記憶畫。后來，在醫院參加他的葬禮，邵燕祥老師他們都來了，我媽媽哭得非常厲害。我現在知道我們這種私人交往中蘊藏著你們這些學者、出版家做的事。”

卞之琳和穆旦

如果在新詩百年歷程中尋找一位大詩人，你的心中會有怎樣的排位？這大概是每個人心頭都會猶疑一下的問題。北大教授臧棣也是如此，他會在穆旦和卞之琳之間猶疑，如果最終要做一個認定，他希望是穆旦、卞之琳的復合體；如果不得不二者選一，他會偏向穆旦。臧棣認為，穆旦的身上體現出了現代漢語詩性的可能性，他展現出的銳氣、活力以及面向未來的勇氣，應該稱為現代漢詩的一種眼界，是那一代詩人的縮影。

而詩人西渡在穆旦和卞之琳之間沒有猶疑，他堅定地偏向穆旦。西渡認為，穆旦除去展現現代漢語豐富的可能性這一點上，更在于他對古典的抵制，“穆旦直到晚年，一直抵制古典詩歌或文言的影響，他發現對現代新詩的寫作，古典詩歌對他沒有太多可借鑒的作用。穆旦對此頗為堅決，這種態度也恰恰說明他身上有著對現代性的敏感或執著。”

對于新詩的詩人身份，臧棣認為卞之琳將自己視為一個零余者，置于時代的邊緣，他不愿做時代弄潮兒。但像穆旦、王佐良、杜運燮，他們對詩人身份的認定則是“心靈的戰士”。

回想起90年代初讀穆旦詩，臧棣感嘆真是受震撼，“那種生命的朝氣和銳氣展現在詩歌里，讓人無比振奮。穆旦將每首詩寫成一出小小戲劇的模式對我有很大觸動，我覺得我把詩歌的情境想得太小了，而穆旦那代詩人才具有時代的自覺。這也是中國新詩寫作最根本的變化，以前的寫作落腳點在情感，穆旦這代詩人是從現代人意識出發。”他感慨，現在很多詩人技藝很好，但動不動就疲憊，銳氣和活力實在不如幾十年前的那代詩人。

對于卞之琳和穆旦，北大教授姜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穆旦表面上批評過卞之琳，但很多地方又在學卞之琳。像卞之琳寫灰色的天、灰色的路、灰色的海，穆旦會說藍色的天、橙色的海、碧綠的海，這是他們之間很有意思的聯系。”

姜濤關注40年代西南聯大詩人群體，他的研究特別注目于這些作家的創作與其背后大時代的關聯。他談到，1997年《西南聯大現代詩鈔》出版時第一時間就買了，讀完有大開眼界之感，“第一次比較完整地了解了這樣一個詩歌群落，有很多詩人真是第一次知道，印象很深的是俞銘傳。俞銘傳寫詩很多，也很好，一看就是才氣逼人。他的寫作質量，不在袁可嘉之下，甚至更高。如果排的話，穆旦最好，俞銘傳能排第二。”

臧棣在做博士論文時看俞銘傳的詩集，突然產生了對比沖動，覺得自己的寫作有很多毛病，跟40年代那些有朝氣、有銳氣的詩人比較，私下里感到臉紅。

西渡曾經在文章中談到中國新詩發展的一個特征，他總結從20年代始，一些重要詩人都來自于現代大學，這一點到西南聯大詩人群發展到了令人矚目的程度，“在西南聯大校園內，集中了一批新詩史上的重要詩人：聞一多、卞之琳、沈從文、馮至，還有燕卜蓀、奧登，以及英國詩人白英，都在西南聯大教書。西南聯大也因此形成了單一的清華、北大、南開不太可能形成的濃厚的詩歌氛圍。”西南聯大的師資條件，使西南聯大學生很早就接觸了當代詩壇最活躍的詩人。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的學術價值

張同道也極為推崇穆旦。早在1994年，他在《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中就將穆旦推為新詩第一人。他認為一首好詩要具備三點要素。

一是詩的質量。從穆旦開始，中國詩從氣體情緒化進入肉體雕塑化。古今中外多少寫春天的詩人，穆旦的《春》最具力量和質感，“它是可以觸摸的一首詩，能摸到它的肌肉，看穆旦的詩，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和自己搏斗。”

二是方法。寫一首詩，不是簡單靠一個靈感，還需要方法論。穆旦大面積置換了中國的方法論。比如他的《五月》，用古典詩和現代詩結合的處理方式，運用反諷，很新穎。

三是語言，這一代詩人也革新了語言。像杜運燮的“一對年輕人像鮮花一樣漂上河堤”，這種語言以前沒有出現過。

“這些詩人給今人的感覺是青春寫作，基本是在40歲之前，那是用熱血和生命的活力在寫作，可惜的是大多沒有得到圓滿的發展，都沒有走到中年寫作。”張同道說。

聯大老師與學生間的關系非常親密。張同道回憶，杜運燮曾和他講，上沈從文的課聽不懂，但去沈先生家聊天，沈先生幫他發表作品，對他影響很大。年輕人一下能在那么好的雜志上發表作品，和先生們的提攜分不開。那時候大家都窮，教授也很窮，沈先生每次寄稿子，都把紙邊裁掉，盡量使信輕一點，少花一點郵費。張同道感嘆，只有在大學里才會產生這么一批人，而老師在學生的成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不僅是一個學術資源，也是一種精神影響。用詩人鄭敏的話說，每一個教授都與他的學問融為了一體。

姜濤特別談到張同道寫的編后記，覺得標題《警報、茶館與校園詩歌》就有意味。姜濤認為，《西南聯大現代詩鈔》這本書除了詩歌，其實也談了詩歌周邊的文化和教育生態，以及昆明城市的生存狀態，這恰恰是現代文學研究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一個變化。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所選的作品并不限于西南聯大這個固定時段，有些作品比較早。如沈從文的作品選了一首1926年的，還有袁可嘉的作品，是他40年代后期所作，那時聯大已經復校，北大、清華、南開各歸各校了。姜濤覺得這個編法很有意思，這樣編體現出了動態的文學史視野，可以讓我們理解西南聯大詩人群體如何來，以及它之后的走向。

抗戰結束之后，西南聯大雖然復原回到北方，但聚集起來的文脈沒有中斷，甚至還在進一步展開，但依托的背景不再是簡單的學院，更多依托于朱光潛、沈從文主持的一些重要文學刊物。在這些平臺上，聯大作者重新聚合起來。后來有人說在北方掀起的文學潮流以沈從文、朱光潛為核心，可以說是后期京派。西南聯大和后期京派，使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斷延展開的文學脈絡。

新版盡量采用初發表的版本

細讀這本集子，能讀到很多生動的環節，姜濤舉例，比如趙瑞蕻先生有一首長詩：《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寫一群學生在轟炸時跑警報，躲避轟炸，聊天、畫畫、讀書的情景。他完全用小說化的方式寫，是一個動態的生活畫面，同時也引用了很多他們熟悉的西方文學的經典段落，穿插在一起。而這也是1939年到1942年穆旦常用的寫法，他是從艾略特和葉芝那里學來的。“穆旦有一首很有名的詩叫《防空洞里的抒情詩》，也是寫躲警報、鉆山洞。把趙瑞蕻這首詩跟穆旦的做參照，能看出其中的對話關系。”

姜濤認為，趙瑞蕻這首詩是贈給穆旦的，他可能有跟穆旦競技的想法，覺得穆旦你詩寫得又多又好，我也寫，比你寫得更好。而姜濤感覺趙瑞蕻確實寫得更舒暢飽滿，“那個階段的穆旦無法消化自身的能量，所以寫的小說化、戲劇化的詩比較零亂。他有高質量，但氣息尚不流暢。”

趙蘅聽姜濤談到父親的長詩，感喟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評價。她作為女兒很偏愛這首詩。而趙瑞蕻出版較早的詩集是《梅雨潭的新綠》，是一本很簡陋的小冊子。第二本詩集是在香港出版的《詩的隨想錄》，收錄了趙瑞蕻的150首詩。趙蘅自覺現在自己的任務就是把父親的東西盡量收齊，留下來。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選入了何達的詩，姜濤認為這是看似不大的細節，但能讓讀者更好地捕捉這本書的價值所在，“何達現今不太為人所知，但當年卻是聯大一名非常活躍的學生，與聞一多、朱自清都關系緊密。朱自清很看重他的詩，專門寫文章討論，他的有些觀念甚至影響了朱自清的文學判斷。”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的新舊版本，姜濤也做了比對研究。他認為，新版在一定程度上將90年代以來詩歌史，包括詩歌版本的研究成果吸納了進來。他注意到，穆旦的長詩《隱現》第一版沒有收。而經過學者解志熙、易彬多年的研究，《隱現》的版本已經比較清楚，新版收了進來。還有97版選用的詩歌有些是修改版，新版則盡量采用初發表的版本。

姜濤說：“看似只是版本變化，對詩歌理解不會有太大影響，但對于一些關鍵作品影響是很大的。如袁可嘉的《北平》，97版收的是袁先生改動了結尾的版本，而這首詩初發表時，結尾是贊美傅作義，說誰能夠支持古老的北平？要靠傅作義將軍，這在當時爭議非常大。所以只有讀最初的版本，才能知道爭議性在哪里，修改后的抹平了歷史，也看不到歷史性了。”

“現在的版本學術性更強，對我來說，既是老朋友，也是新朋友。”姜濤此說帶有著感情。

什么樣的詩能夠稱為經典？

一位觀眾關于經典的提問引起學者們多角度的探討。

西渡說，經典具有穿越時空的能力，這個詩集的再版就證明了這些作品有著這樣的能力。可以說在詩歌技巧之外，它們是活著的生命。

臧棣接著說，經典這個話題在現代文學研究里其實充滿了文學政治意味，對你是經典，對別人可能就是垃圾。公認的經典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有非常復雜的語境作用，有的時候還要碰碰運氣。“比如穆旦的《春》那首詩，如果不好判斷是不是經典，可以找十首同樣主題的詩做比較，如果你還不覺得穆旦這首詩是最好的，我覺得你的有些觀念要去改變。”

張同道闡述了兩條概念。首先，作家只負責寫作，不負責寫經典。經典是靠時間的淘洗和讀者的挑選。“我們這么多人都和穆旦既不沾親也不帶故，但是我們就花了這么長時間，完成穆旦經典化的過程，就是因為發現了他的價值。另外做專業的選本，也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其次，經典只是文學價值的一種，并非全部。讀者想讀什么，讀著高興就好，這個道理就是，滿漢全席再好，也替代不了土豆絲。”這個比喻說得生動淺顯，聽眾不由得笑聲四起。

臧棣重申，今天我們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從歷史進程上，還是從詩歌語言來講，現代的很多東西還處于未完成狀態。從實踐的角度，遠遠談不上超驗性，如果有的話，也是比較虛的東西。中國古人文以氣為主，講氣韻，那個滋味，不著邊際。中國詩歌的超驗至少在古典詩歌范式里非常發達，比如天人合一，在此影響下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傳統，缺的是成為一個時代的力量。龐德講現代詩的一個重要標準是要寫得像散文一樣好，散文帶出來的硬度和文學的力量，是文學的現代性，而詩的現代性還沒有處理好，需要努力追求。

姜濤則說，我們談過很多卞之琳跟穆旦的問題，我現在還在考慮，“我過去是穆旦的死忠粉，這幾年有點變了，對卞之琳的評價慢慢高起來，這兩個詩人是我讀的現代詩人中感覺非常親切的兩個。胡適、徐志摩、郭沫若、艾青都非常重要，但是我感覺跟自己不是很親切。胡適學問大，徐志摩有錢，郭沫若有魄力，而卞之琳、穆旦這樣的人就是普通人，后來成為研究者或翻譯者，他們過的日子、面對的苦惱和掙扎，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

姜濤坦言，年輕時血氣旺，覺得穆旦真好，敢于跟時代正面對抗。現在年齡大一點，覺得卞之琳有價值的地方在于，他跟歷史的關系不是簡單的直接碰撞，而是嘗試用自己的一套邏輯去領會，領會歷史內在的趨勢和展開的脈絡，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自己的某種成長。他覺得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如何把歷史經驗變成個人內在的血肉，其實通過詩歌可以完成。

這些詩人離我們不遠，他們寫作中處理的問題也是現代人面臨的問題，讓詩人們成為我們人生的某種參照，或許我們的生活能充溢起青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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