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12種解法

近日，以“希望”為題的第九屆百達攝影獎（Prix Pictet）入圍作品展在北京今日美術館展出。該獎項每隔18個月舉辦一屆，每屆圍繞一個關鍵詞展開，都是與“可持續”相關的主題，前幾屆的主題包括水、土地、生長、空間等。相比之下，作為本次主題的“希望”就有些不同，它并不關注與一件特定實物相關的問題，而是一種建立在主觀認知之上的愿景。

展覽共展出了十二組作品，其中一些采用傳統的紀實方法。來自孟加拉國的攝影師沙希杜爾·阿拉姆用鏡頭講述了一位名叫哈杰拉的女人的故事。哈杰拉曾遭受暴力，被迫賣淫，經歷如此悲慘，卻在成年后用積蓄建立了一所孤兒院，收養了幾十名孩子。阿拉姆拍下了她作為母親的樣子，她教他們識字，給他們洗澡，為他們買新衣服。受之黑暗，授人以光明，哈杰拉身上的人性光輝感染了阿拉姆。

愛爾蘭攝影師伊沃·普里克特連續幾年在中東地區報道打擊ISIS，他拍下當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也從生活秩序重建的角度去看待人們做出的努力。盡管他人之苦難，對于站在照片前的人來說仍然十分遙遠，但“看見”本身就是力量，能喚起共鳴與同情。

一些“希望”生于痛感。羅斯·麥克唐納用靜物攝影的方式拍攝了一組假肢的照片。在白色背景的襯托下，圖像是去情緒化的，通過背景說明我們得知，這些是攝影師在阿富汗賈拉拉巴德醫院收集到的假肢，它們原本的主人在換上了更好的假肢之后，把這些自制的假肢留在了醫院。照片引發了一種復雜的情緒。一方面，盡管圖像客觀節制，我們仍能想象身體部分的缺失對一個人意味著什么，它把我們引向阿富汗暴力和血腥的沖突。另一方面，在經受苦痛時，這些假肢的主人似乎即便是制作假肢也想展示自己的獨特，畫面的細節透出樂觀與堅韌。

這些攝影師把圖像當作結果，也有的把攝影當作過程，傳遞著希望。

南非攝影師亞莉克希亞·韋伯斯特曾在一次拍攝過程中被人詢問：“我能得到這些照片嗎？”“不能。”韋伯斯特回答。那一次，她感受到被攝對象的遺憾與怒火。“攝影總是利用形象——特別是窮苦的人們，去達到其他的目的。而他們卻沒獲得任何好處。”這樣的想法一直縈繞在她腦海里。于是，她決定開展一個名為“街頭工作室”的項目，改“索取照片”為“贈予照片”。韋伯斯特在世界各地的難民營搭建臨時影棚，邀請那些很難獲得照片的人和他們的家人拍照，然后將這些照片贈予被攝者。攝影對韋伯斯特來說不只是最終的結果，也是過程，它體現了一種拍攝者與被攝者共同的愿望。

另一位南非藝術家羅賓·羅德在約翰內斯堡開展了一個社區項目，邀請當地的年輕人作為他的助手，完成作品。這些年輕人所在的社區充斥著暴力和毒品，他們并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羅德把幾何學、數學、物理等知識和繪畫涂鴉的街頭藝術融合，使這些還未對世界形成認知的孩子不至于誤入歧途。他的藝術并非高高在上，而是與人產生了聯系。

阿塞拜疆攝影師雷娜·阿芬第拍攝了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地區一片仍然保持農耕傳統的村莊的日常生活，在全球化浪潮中，手工的耕作形式已漸漸被機器取代。阿芬第用逆光與方畫幅這樣既有穩定感又喚起懷舊的形式拍下了一些場景，仿佛想要留住這田園間的美好。在她作品對面，納米比亞攝影師瑪格麗特·考特尼-克拉克把鏡頭對準了她的祖國，旅游業與礦業是這片貧瘠土地的支柱，在外國資本的覬覦下，當地人們的生存狀態依然堪憂。盛裝的女人翩翩起舞，前方長不出綠葉的枯枝上點綴著消費者留下的瓶蓋；一條紅毯孤零零地鋪在沙地上，就像是狂歡過后的落寞。殘酷又魔幻的現實在這片土地上共同發生。一張照片里，枯樹無力又倔強地活著，這讓考特尼-克拉克想到了自己，她在拍攝期間罹患癌癥，這個項目也被她視作走近自己內心的一次旅途。

百達攝影獎并不拘泥攝影的形式，“可持續”議題的呈現手段并不只是傳統的紀實，“希望”主題的大獎得主喬安娜·喬瑪利的作品《一切都會好的》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作品的背景是2016年發生在科特迪瓦大巴薩姆海灘的恐怖襲擊，喬瑪利注意到，恐襲過后，這個寧靜快樂的小鎮仿佛蒙上了一層陰影，她想用藝術來愈合沉郁。喬瑪利拍下了一些當地的景象，打印在畫布上，然后在圖像上刺繡。這種獨特的結合手段帶來一種特殊的魅力，就像一種療愈，恢復人心的生機。

南非攝影師基甸·孟德爾曾在上世紀90年代記錄反對種族隔離斗爭，離開南非時他把一些底片交給朋友保管，由于意外，這些底片與空氣和水接觸，產生了腐蝕的痕跡。孟德爾被這些自然和時間的力量打動，就好像我們對記憶的回訪，有些被抹去了，有些依舊深刻。盧卡·福利亞用調查的方法去拍攝各種地貌，消防隊有控制地主動燃燒土地來防止更大的森林火災，接上腦電波監測儀器的人面對山嶺荒野記錄自己的心境變化，這些照片展示了人類在當下試圖理解自然的努力成果。

珍妮爾·林奇與阿沃斯卡·凡·德·莫倫把鏡頭投向自然，林奇用大畫幅相機拍植物，但細看，她拍的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拍植物與植物所形成的空間，林奇在每張照片里納入不同物種的植物，它們在大畫幅形成的景深效果中，清晰又模糊地共存。盡管林奇并沒有明確地賦予一種意義，但在展覽語境中，一種分離又融合的姿態引發人去想象一種健康的人際關系：種族、性別，乃至個體，盡管各不相同，卻總能站在一起。凡·德·莫倫時常會帶著相機去偏遠地區，感受無名的風景。她的照片不同于我們通常對風景的定義：奇險、壯美或是色彩斑斕，我們甚至難以去定義其中的元素是山、是石，還是水，而正是這樣的觀感，指向對未經定義世界的探索。凡·德·莫倫解放了那些被賦予的意義，請求人們用更純粹的視角去觀察世界。

十二組作品從多樣化的視角和方法，切入了多樣化的議題，它讓我們看到世界上仍存在的種種問題，也同時讓人心懷希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百達攝影獎的展覽和獎項都受到了影響，而盡管主題是在2019年評選的，但此時此刻，“希望”顯得尤為重要，它不止于展覽，也是全人類面對當下需要共同思考、參與和應對的問題。

關鍵詞： 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