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得住寂寞，才能爬得上高峰，他們這樣才成了今天的角兒

于魁智、王蓉蓉、杜鎮杰、朱強、李軍、楊赤、宋小川……這幾個名字，在當代京劇舞臺上的份量不容忽視，他們是各個流派行當的翹楚，他們都屬牛，今年都60歲。今年6月，長安大戲院為他們舉辦了兩場名為“甲子之約”的專場演唱會，盛況空前。在戲臺上摸爬滾打幾十年的他們，見證了新中國戲曲教育的變革，也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戲曲藝術的低迷，而今又與日漸好轉的傳統文化一同攀向高峰。站在人生的甲子時刻，回望從藝道路的點點滴滴，他們明白，所有的好與不好都成就了今日他們的財富。

見過真神，成為得天獨厚的一代

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他們，經歷過共和國艱苦的時候，但京劇巔峰時刻的余暉也曾照拂過他們，用梨園行的話說就是“見過真神”。

朱強、于魁智都是沈陽人，1972年一起考入沈陽京劇院學員隊。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地方的藝術資源有限，想要遇上名師太難。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許多京劇大碼頭的名家被下放到各地，在沈陽也有不少這樣的大家，當初沈陽京劇團學員隊的老師就有尹月樵、黃云鵬、姚世茹、焦麟昆、秦友梅等人。經歷了舊時代的老師們，不能演戲了就把熱情投諸教學，傳統戲不能唱了，但傳統的戲曲教學方式還在繼續。朱強回憶說，那時候覺得老師太嚴厲了，學習過程非常痛苦，“每天早晨五點多起床練晨功，晚上還要練夜功，老師不用說話，一瞪眼你就害怕。”朱強有一次胳膊骨折住了二十多天醫院，出院就回了學員班，練功的時候想著胳膊就不用練了，跟著大家壓腿就行，誰知道老師卻說，左胳膊不行就用右胳膊練習“鐵門檻”，“在老師們看來，學戲哪有不受傷的，你就不能閑著。”今天看來，老師當初的嚴厲讓他們班的成材率非常高，同班三十多個演員學員中就涌現出了他和于魁智、李靜文、張宏偉、張微等諸多今天還活躍在舞臺上的角兒。

杜鎮杰是從山東農村走出來的演員，他在進入中國戲曲學院后，乃至于后來的工作中都與不少名家學習過，甚至合作過。1979年，杜鎮杰高中文藝班畢業回到家中務農，后來聽說了中國戲曲學院到濟南招插班生，沒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到了戲曲學院后，和其他從小學戲的同學相比，他基礎薄弱的毛病一下就暴露出來。在學校，那些比較優秀的學生都由正當盛年的老師來教，杜鎮杰他們比較薄弱的學生則主要由劉盛通、王世續、李世霖、李甫春、楊韻清、吳澤東等諸多從富連成等老戲班走出來的年紀比較大的老師來上課，也算是歪打正著遇上了“真神”。后來，他又在馬長禮先生的引領下，走遍北京城尋訪名師，先后跟隨李盛藻、關盛明、葉盛長、馬崇仁、遲金聲、譚元壽等名家學習，時至今日杜鎮杰還經常去和九十多歲的遲金聲老師學戲。

大連京劇院院長楊赤則直言，沒有袁世海先生就沒有自己的今天。那時候，他在大連工作，袁世海先生在北京，師徒倆兩地奔波地教授學習，“大連市的領導也非常重視年輕人的培養，為了方便袁世海先生來大連教學，專門給他安排了駐地。”

王蓉蓉在進入中國戲曲學院后得到張君秋大師的親授。王蓉蓉至今記得，有一次老師在排練場看了她演的《四郎探母》后，專門到學校給她說旗步的走法與別的腳步有什么區別，劇中的請安動作應該怎么做，“他當時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一遍又一遍地給我做示范，講要領，手放在什么位置，腿是怎樣的蹲法，手帕是怎樣的拿法，不厭其煩。”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得天獨厚的。”楊赤說，一個演員最關鍵的是他的成長期和成名期能遇到好的機會和環境，而他們都遇上了，這是今天的年輕人沒有的。

跌落谷底，也堅信未來有希望

在開啟這個職業生涯的初期，這一代人并不知道在“得天獨厚”的后面還尾隨著“跌入谷底”的命運。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二三十歲的他們正是嶄露頭角的時候，但京劇卻遭遇低迷的時刻。王蓉蓉回憶說，那時候演出特別少，一個團一個月也就三四場演出，一個演員一個月能有一場演出就不錯了，有時候一個月都沒有一場演出，“有演出需要排練的時候就上半天班，不上班也沒人管，劇場也沒什么觀眾，一場演出也就賣幾十張票，演員的待遇也低，一場就5塊錢、10塊錢。”同在北京京劇院的杜鎮杰也感受到了那種壓抑的氛圍，成天沒事兒干，就在家里睡覺。朱強說，演出少生活拮據，大家也都著急，劇院還真有同事去賣花。“大幕一拉開，臺上幾十個演員，臺下只有幾個觀眾。”楊赤說，經歷那樣的情景誰都會著急。

面對這樣的現實，很多人失望了干脆轉行，出國的、下海的、拍電影的、唱歌的、演話劇的……而今天仍然活躍在舞臺上的他們，在那樣的時代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

“雖然劇院安排的工作少，但我每天給自己安排的日程還是滿滿的。”王蓉蓉說，那時候全靠自己管自己，幾個年輕人約著早晨一起去練晨功，在學校沒練的基本功，那段時間都補上了。下午的時間就自己聽錄音學戲學唱，整理唱詞、背戲。王蓉蓉說，那時候沒有什么劇本，自己看戲的時候就找個沒人的角落坐著，打開錄音機把老師們的演出錄下來，有的時候還要自己低聲把臺上的表演、調度說進去，回來再扒詞兒，整理劇本。“別看那時候沒事兒干，可是我都沒有時間逛街，一天不練功學唱就覺得自己在虛度時光。”王蓉蓉說，正是因為平時有這樣的積累，關鍵的時候才能接下來難啃的骨頭。有一次劇院臨時讓她替一個演員演四出大戲，雖然有的戲她沒演過，但平時已經學了，詞兒都能倒背如流，才敢接下來。

朱強也說，那段時間雖然過得有些煎熬，但他一點時間沒有浪費，一邊找老師學戲，一邊還自學取得了大專文憑，“那時候學的戲，看的書，到現在都管用了。”

杜鎮杰的經歷則多了一番曲折。在最低谷的時候，他不想自己的大好時光就在蒙頭睡覺中度過，他想要走出去看看。1994年，他選擇了停薪留職，去了香港。也許有人覺得在京劇最艱難的時候，他做了“叛徒”，但杜鎮杰覺得，自己是農村出來的孩子，每一天的光陰都浪費不起。那時候做生意比唱戲掙錢多，頭腦靈活的他也跟著下海經商，而且生意做得風生水起。轉眼三年過去了，雖然錢掙了不少，但他始終無法割舍對舞臺的眷戀，生意場再風光，也無法替代他心中觀眾熱情的掌聲。1997年，他重新回到了劇院。”過去耽誤的時間得一點一點往回補“，他又開始像從前一樣每天練功，不斷學戲，堅持演出，雖然累出了一身毛病，但是他的心理是踏實的，充實的，幸福的，因為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感恩幸運，誓將“幸運”傳遞下去

他們自然也是幸運的一代。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國力越來越強，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京劇作為國粹受到更多關注，他們也得到更多機會。

1980年，恢復了傳統戲的演出，當時剛剛二十歲左右的王蓉蓉、李宏圖參加了第一部恢復演出的傳統戲《四郎探母》；王蓉蓉的學士學位證書是001號，她和她的同學們成為中國戲曲歷史上的第一批本科生；1996年，王蓉蓉又和楊赤、李軍、朱強等人一起進入第一屆中國京劇優秀青年演員研究生班（簡稱“青研班”），使他們在表演技能、藝術理論、文化水平、人文素養、思想品德修養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提高。

楊赤則認為，這一代的幸運在于，即使處于低谷也能看到希望，有一個清晰可見的上升通道，“我們那時候有梅蘭芳金獎，有央視的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一旦獲獎了，全國人民都知道。我們中間很多人都是通過大賽成名的，所以你知道你經過努力能成為角兒，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讓他遺憾的是，這些大賽都取消了，今天的年輕人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也曾在自己的提案中建議恢復青年演員大賽，讓今天的年輕演員有個奔頭。

得到了這么多機會的他們，也都愿意為自己鐘愛的事業做更多，即使他們已經六十歲了。今年上半年，王蓉蓉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不再擔任北京京劇院一團團長。她說，這幾年她的主要精力還會在舞臺演出方面，過幾年就會逐漸往教學方面轉，“我有19個徒弟，以前都顧不上他們，今后也得管管了。”朱強則正在辦理退休手續，“我服老，但我還愛這個舞臺，有需要就還去演。”今年執導了京劇《嫦娥奔月》的他，還發現了新的興趣點，想要再嘗試一些導演的工作，把自己這么多年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輕人，“現在很多戲曲作品都是話劇導演執導，讓人看著著急，相信懂京劇的人去做會做得更好。”

這些年來，杜鎮杰一直致力于傳統戲的挖掘、整理、學習，“我已經演了七十多出戲了，可以自信地說目前還沒有人能演這么多戲。”眼下他一邊忙著演出，一邊還在北京市政協做籌備“戲曲苑”的工作，將來要去做一些京劇藝術家和作品的搶救性工作，并以京劇的手段聯合全國各地政協中喜歡傳統藝術的人，去做一些京劇的普及、推廣。

楊赤還沒有退休，他希望還能為京劇做更多的工作，“傳統文化的確振興了，有越來越多的觀眾走進劇場，但我擔心的是如果我們不能抓住這個大好形勢培養更多優秀人才，觀眾走進劇場發現國粹也不過如此時，是不是又會回到曾經的低迷時期？”在他看來，當前京劇事業中人才的培養是重中之重，他自己會拿出更多時間給年輕人上課，也希望國家的扶持政策能向人才培養方面更多的傾斜，讓年輕人可以沒有后顧之憂，全心投入到京劇的學習和提高上。

記者手記

這是一次特殊的報道，我們希望通過對這幾位今年六十歲的京劇人的“速寫”，為一代京劇人畫像。

這一代人是京劇歷史上特殊的一代。他們的學習生涯被京劇巔峰的余暉照拂，見過真神得到真傳，但也經歷了傳統戲被禁，只能學樣板戲的年代；在壯年時期又與傳統文化最為低迷的時代相遇；經歷大浪淘沙之后，他們的藝術生命在最好的年代迎來高光時刻。觀察他們職業生涯，還會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終身學習。無論在京劇表演方面天賦如何，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境，他們都從未中斷學習。我們也希望通過對他們職業生涯的記錄，讓年輕的京劇人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充滿信心，經歷了那么多坎坷的他們尚且能夠一顆初心到今天，在傳統藝術越來越受到重視，各方面條件都越來越好的當下，一定有更好的未來在前方，還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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