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廣州城區”在哪里？

今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

南漢二陵博物館正在展出的“發現·保護·傳承——‘十三五’時期廣州城市考古與文物保護利用成果展”是過去五年廣州考古的一次整體展現，其中許多成果，是之前未曾發現過的。可以說，近年來經由科學考古的深入探索，考古工作者們在不斷刷新著我們對“廣州”、對“嶺南”的認知。

“何以番禺？何以廣州？”

展覽中的一個四面柜中，展出了黃埔區九龍湖陂頭嶺遺址M7號墓中出土的一套器物組合。規模不大，但很有特色。

M7是一座典型的西漢早期南越國時期的越人墓葬，共出土器物12件。隨葬品由生活用具（陶盂、陶罐）、生產工具（青銅斧，也可做兵器使用）、青銅兵器（劍、矛）、書寫工具（刮刀、研石、硯板）組成。隨葬品中青銅劍和書寫工具同時出現，可能表示著墓主人能文能武的身份特征。

展覽中的陂頭嶺遺址，只是“埋葬習俗”版塊中的一個規模不大的部分，但陂頭嶺的意義，應當遠不止此。“秦定嶺南之后設嶺南三郡，首郡南海郡的郡治選在番禺——今廣州城區，除了珠三角區域文明化進程高，對嶺北的楚漢文化認同感強，對秦軍的抵抗小等大背景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呢？何以番禺？何以廣州？”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廣州地區做考古發掘這么多年，“一直困惑沒有發現大型的戰國中晚期到西漢早期的墓地或聚落，城址就更不用說了。但2020年10月開始第二次發掘的黃埔陂頭嶺墓地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線索。”

他指出，陂頭嶺遺址前后兩次的考古發掘揭露了該時期近60座特征鮮明的越人墓葬，而且其中不少規模較大，說明墓葬等級不低。相應的，墓葬區附近應該有同時期的大型聚落。這提示黃埔區九佛街到蘿崗街這一帶，在戰國中晚期的社會發展、人員聚集已經達到相當規模，這為后來南海郡治任囂城選在云山珠水間的廣州城區提供了歷史積淀。

秦軍南下時的“番禺之都”究竟在哪里？

但為什么任囂城或番禺城沒有選擇在九佛——蘿崗一帶？張強祿認為應當站在“秦帝國”的宏觀角度來考慮：首先是廣州東北區域很可能在戰國中晚期已發展成珠三角的一個區域中心，本地的越文化根基深厚，勢力強大，外來的秦軍在此建立統治機構的基礎不牢；其次廣州有三江匯總的地利，可以依托珠三角平原，通過南嶺通道與中央保持政治和經濟往來，也可經由西江輻射廣西乃至越北，“秦始皇或其幕僚看廣州一定是在統一帝國的視野下，角度不同，選擇就會不一樣。這也就是為什么歷經兩千多年，廣州作為嶺南文化中心的地位從來沒有動搖過的原因。”

今天我們談廣州建城史，通常追到“任囂城”，也就是2200多年前。《淮南子》中對秦軍南下有這樣的記載：“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番禺之都”表明在秦軍南下之前，今廣州一帶就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人類聚落，達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水平。甚至我們可以推斷，秦軍在南下之前，對于這一帶的相關情況有著相當的了解。

但記者也曾聽過一些相關領域專家的觀點，認為此“番禺之都”并非現在的“廣州城區”，自然也不能認定就是據記載由任囂等人所筑的任囂城。那么這個更早的“都”應該在哪里呢？陂頭嶺等考古遺跡的發現，是否表明在其周邊區域可能找到早于任囂城的“越人舊城”？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館員李巖認為有可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認為秦人的新行政中心需要與越人舊城保持一定的距離，在廣州東北、博羅以西的區域應該能夠找到越人城址，特別是在近年來于黃埔區發掘的陂頭嶺、欖園嶺、來峰崗等高密度的墓葬群附近，“一定有對應的中心聚落或城址”。

背景鏈接：陂頭嶺遺址

陂頭嶺位于黃埔區中新廣州知識城環九龍湖總部核心經濟帶的中心位置。陂頭嶺大致呈南北走向，由兩個小山崗相連組成。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對陂頭嶺遺址進行了第一階段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戰國晚期墓葬19座、西漢南越國時期墓葬2座，出土文物66件（套）

關鍵詞： 最早 早的 廣州 城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