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奇跡背后的奇人

1956年元旦，重新整理改編的昆劇《十五貫》首次面向社會公演，唱詞通俗、節奏明快、情節曲折、人物生動，出色的藝術效果和深刻的現實意義，使這出古老的昆曲劇目與觀眾產生了強烈共鳴。在觀眾要求下，新編《十五貫》不斷加演，以至于創下在杭連演24場的紀錄。

隨后，《十五貫》進京，名動京華。5月18日，袁鷹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從“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談起》，更將其推向了一個高潮。以《十五貫》的成功為契機，此后短短數年中，全國各地雨后春筍般成立了多個專業的昆劇院團，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昆劇新秀。45年后的2001年5月18日，昆曲入選世界“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是我國首個入選的項目。

而這一切的背后，始終有一個微笑的、卻幾乎辨認不清的身影。這個人，叫朱國梁。

朱國梁的人生經歷，不要說他親近的人知道的不多，就是連他自己，恐怕也有不少無解之謎：他的籍貫源自何方？他的生身父母是誰？究竟為何在襁褓之中就將他遺棄？

更令人遺憾的是，后來人們說到《十五貫》的人物創造，周傳瑛的況鐘和王傳淞的婁阿鼠更為人津津樂道，而朱國梁與其扮演的過于執，卻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而事實上，假如沒有過于執形象的成功塑造，這部戲未必能夠同時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達到脫胎換骨、歷久彌新的高度。

讓昆曲實現“月落重生燈再紅”的那個人

1955年秋，朱國梁作為核心成員參與了傳統昆劇《十五貫》的整理改編。1956年4月，浙江國風昆蘇劇團轉制為國營，更名為浙江昆蘇劇團，進京演出一炮而紅。1956年6月“昆曲《十五貫》整理經過的匯報——在全國劇目會議上的發言” 中稱：新文藝工作者與老藝人的合作，是劇目成功的重要經驗。而配合這條經驗所舉的唯一例證是：“如寫過于執這個人物時，執筆者還沒有深刻地理解主觀主義而不準備讓過于執多發表帶有分析性的言論時，演員朱國梁就以長期的舞臺實踐中對過于執的理解，糾正了主觀主義膚淺的看法。”

朱國梁仿佛生來就是要讓昆曲實現“月落重生燈再紅”的那個人：《十五貫》一舉成名之后，不到五年，朱國梁便因病溘然長逝。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其出類拔萃的藝術創造，在組建“國風”、支持昆曲從崎嶇小徑走向康莊大道的過程中，他的嘔心瀝血，也漸漸為人所淡忘。

朱國梁可以說是一位集編劇、導演、表演、管理于一身的梨園奇才。他瘦弱的身軀，奇跡般地負荷起了昆劇、蘇劇兩個劇種沉重的命運，直至其生命終結。

1903年舊歷七月的一天，朱國梁呱呱墜地之初便被棄置路隅。18歲時，其養父朱錦章去世，家遭火災，他不得不離開家鄉寧波鎮海，到上海謀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銀幣，無處投親，只能淪為小販。

為了生存，朱國梁進入光裕社學唱蘇州彈詞，師從張柏生學唱“前灘”(蘇劇前身)，又隨鄭少賡(蘇灘前輩林步青的傳人)學唱“后灘”，習藝轉益多師，為朱國梁后來的藝術人生提供了不竭的養分。

朱國梁初入天韻樓搭蘇灘王彩云班時負責擊鼓，月收入不過四塊錢。但有一天，他忽然自編一曲，獲得了許多觀眾的歡迎，同時嶄露出自編自演的獨特才華。

1927年，在朱國梁即將展露出藝術創作的巨大能量之前，張柏生就將掌上明珠張彩娟(藝名張鳳云)許配給了他，可見接班傳承的深意。彼時朱國梁或許還不知，他將用一生的顛沛操勞來回報老岳父的這一份知遇之恩。

1928年，蘇灘名家范少山英年早逝。至此，海道三大名丑(林步青、范少山、鄭少賡)已全部物化。《申報》預言：在“少山故后”，朱國梁“將一鳴驚人矣”。1929年4月8日，朱國梁的名字第一次與張鳳云、張蘭亭和張鳳霞并列，在《申報》同一版上另打出承接堂會的廣告。張蘭亭是張鳳云次兄張順發的藝名，他擅長為蘇灘伴奏；張鳳霞則是張鳳云最小妹妹張彩芝的藝名，時年僅15歲(張鳳霞30歲后，為激勵自己像京劇名旦孫淑嫻一樣有所成就，將藝名改為張嫻)。從此，上海新添了一家后來與昆劇重生無法分割的“國風”蘇灘社。而朱國梁也從這時起，與張家老小在生活上相依為命，藝術上精誠合作。

一個蘇灘社，為什么要吸收昆曲藝人

作為創作者和表演者，朱國梁擁有超強的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語言方面，朱的原籍寧波鎮海方言較硬，可他卻能準確運用中州韻演唱軟柔的蘇灘。朱國梁演唱的彈詞，擅學馬(如飛)調，以《玉夔龍》為“拿手書”，有人說他的嗓音活肖彈詞名家沈儉安，在電臺播音時，甚至達到了“朱冠沈戴”的效果。

朱國梁的創作能力也很強，他演唱的彈詞開篇、蘇灘(包括前灘風格的幕表戲、劇本戲和后灘新賦)多是由他本人所寫，此外，他還在百忙之中為報刊雜志撰寫雜文與劇評。

朱國梁不僅對社會現實有著高度的敏感，還能巧妙利用新媒介、以各種方式傳播蘇灘。他定檔在電臺播音演唱，據說，當天的報上有什么新聞，他晚上在電臺即可用賦唱出。他演唱的時事新賦《新女界現形記》《伸張女權賦》《預防霍亂歌》《哭孫中山》《狗戀愛》等，從標題上就能看出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和時效性。再加上他的表演，被人總結為“詞句之間，言外有言，嬉笑怒罵，兼而有之……尤其是他那一副道學先生般的尊容，種種幽默的面部表情，益加襯托出了他全部藝術的冷靜俏皮的妙處。”上述種種，一個演員終其一生倘能精于一項，已屬不易，朱國梁竟然兼而有之，且幾乎都是無師自通。

作為管理者，朱國梁在這一方面亦極有遠見。國風社始終平均分配，不管主角配角、演多演少，甚至不演的人也同樣能分得一份票房收入(朱國梁個人取兩份，一份是他自己的勞動所得，一份則預留為劇團包括購置行頭在內的擴大再生產資金)。這種分配方式，哪怕是在后來流離失所、沖州撞府，收入僅供糊口的情況下，也使國風社始終保持聚而不散的狀態。

1934年，上海的申曲(原名本灘，即上海本地灘簧之意)歌劇公會改組為申曲歌劇研究會，蘇灘界有識之士也奮起直追。1935年3月15日，上海市蘇灘歌劇研究會成立，與會代表220余人。朱國梁以主席團成員身份報告開會宗旨，繼而被選為常務理事(兼任組織科主任)。8月，蘇灘歌劇研究會的會刊《藝言月刊》創刊號[1]面世，會刊登載了成立大會200多人的大合影，朱國梁是其中極少幾個穿著西裝的人。他的左側，依次坐著張鳳云、張艷云、張鳳霞三姐妹。

這是朱國梁人生的高光時刻，從他的眼神中能看出一點躊躇滿志，但同時重任在肩的意味。在對蘇灘命運憂思的驅動之下，朱國梁(筆名銅龍館主)擔任了會刊《藝言》創刊號全部的編輯工作，積勞成疾，竟致口吐鮮血。他的健康狀況，也從此走上了下坡路。

1936年秋，朱國梁開始在《金鋼鉆》報上發表為時將近一年的《野話》專欄，他在首篇這樣寫道：“在追求抗日救國這樣的大理想下，一切個人的煩惱甚至不理智的自棄，都應該忽略不計。”1937年的農歷元宵節，朱國梁和當時很多在上海演出的戲曲曲藝界朋友分別在《大公報》上海版發表了自己的新春希望，他所表達的內容和所有人都不一樣：

我希望中國能實行廢除舊歷，我希望全上海市在新年里不聽見牌聲，我希望全國民眾將爆竹錢省下了，捐給政府里買飛機，我希望新春里的支出，勿比平常時候增加，我希望抗日計劃，勿推遲到五十年以外……

此時，尚未發生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戰火尚未點燃，而一個很隨意就被公務人員認為只會唱淫詞艷曲的藝人，卻在九·一八之后就一直穩穩站在抗日的立場，不論自己經歷著什么樣的煩惱與艱難，都希望民眾過上健康的現代化生活，把無謂的消費換成對國防事業的支持，希望看到民族富強獨立。有著這樣情懷的朱國梁，絕不只是一個略通文墨的普通藝人。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能夠保留下昆劇傳承火種的那個人，是朱國梁。從1936年起的十數年中，朱國梁帶領的國風社不斷吸納走投無路的“傳”字輩藝人：王傳淞、沈傳芹、趙傳珺、周傳瑛、劉傳蘅、馬傳菁、沈傳錕、包傳鐸、周傳錚，以及笛師李榮圻、盔箱喬裕茂等。一個蘇灘社，為什么要吸收昆曲藝人？或許可以從朱國梁《蘇灘的現在——將來》一文(作于1935年)中找到答案。

從各文藝形式中吸收營養推動昆、蘇融會一體

蘇灘與昆劇源出一脈，憂心于蘇灘前途的朱國梁，進而感嘆當時唯一的昆班仙霓社在上海還“得不到地位”，但他堅信的是：“我說世界上沒有一樁是沒有挽救的，只要您肯下苦工，費腦筋，嘔心血地去研究和改革，什么辦法都好。”昆曲在他眼里是一座巨大的寶庫，他號召全班學習昆劇表演，經濟上以蘇養昆，藝術上以昆養蘇。同時，他努力突破蘇灘的因循守舊，從各種故事內容中尋找題材，編寫劇本，還從各種文藝形式中吸收營養，推動昆、蘇融會一體。在他的感召下，國風原本的成員張蘭亭、張艷云、龔祥甫、張鳳云、張鳳霞等也莫不全力配合。

1945年春，抗戰勝利的前夜，由于朱國梁編唱了大量針砭時弊的“時事新賦”，受到敵偽的迫害，開始了流浪于江浙滬各個水陸碼頭的演出生活。此時國風社“七個演員分男女，獨腳場面兼文武”，除了掌班人朱國梁外，只剩三個男演員龔祥甫、王傳淞、周傳瑛，三個女演員張艷云、張鳳云和張嫻，還有一個可以同時操控大鑼、小鑼、鼓、鈸、胡琴五件樂器的獨腳場面張蘭亭。此去經年，八個人、一只箱、一條船，再無長物。為了國風的生存，朱國梁親手編創了幾百個路頭戲、幕表戲，劇本戲，題材遍及古今中外，慘淡經營。

1951年9月，國風接到通知，赴嘉興專區參加職業劇團大會演，國風以周傳瑛、朱國梁新排的昆蘇合奏大戲《光榮之家》參演，內容是南宋百姓抗金斗爭的故事，恰好配合了當時抗美援朝的斗爭形勢，在觀眾中贏得了很好的反響。思想一貫“新型”的朱國梁在劇團獲準在嘉興登記時進行了改制，由自己時年十七周歲的幼女相正和周傳瑛出任國風昆蘇劇團的正副團長。

1952年中，國風流動到江蘇太倉，國風前輩們以“傳”字輩的起名原則，將隨團的子女們統一更名為“世”字輩。年輕的團長朱相正從此改名朱世藕，在父親的主持下，她向周傳瑛行了拜師禮，成為“世”字輩稱周傳瑛為“先生”的第一人，從此“先生”這個尊稱幾乎成了周傳瑛的代名詞。很可能也是從此，周傳瑛開始明確，自己今后不但要為全家老小的生存努力，而且還要扛起當年傳習所的“大先生”沈月泉、“二先生”沈斌泉的傳承重任。

1952年底，國風流動到無錫甘露鎮演出，上海成立的華東戲曲研究院來人高薪聘請周傳瑛、王傳淞去任教。但作為國風的臺柱，周、王如果一走，國風后繼無人，只能散班。事關重大，朱國梁照慣例召開了全團會議，時值隆冬，全團上下只好到一家公共浴室(南方話稱為“混堂”)，趁上午不營業時，借著燒水的余溫，商討劇團的走向。最終，朱國梁一錘定音：適逢杭州市派專人邀請國風去參加戲劇會演，借此契機，全團到浙江的省城最后放手一搏，假如在那里能夠站住腳，大家就依然相守在一起；假如仍然改變不了生活狀況，周、王另謀高就絕無二話。此言一出，皆大歡喜。12月22日晚上，國風全團即從甘露鎮抵達了杭州。

如果國風就此報散，如果國風不去杭州，新版昆劇《十五貫》永無面世之可能，之后數十年的昆劇史，就將徹底改寫。歷史應該永遠記住甘露鎮上的這次“混堂會議”。

不斷想辦法把它改得更通俗一些

1953年2月13日，國風昆蘇劇團第一次走進杭州人民游藝場，開始了歷時一年的駐場演出，第一部上演劇目，就是朱國梁根據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改編的昆蘇劇《瘋太子》。朱國梁在創作上對新時代的新要求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但是昆劇應該怎樣來適應新時代，他也沒有現成的答案，因為朱國梁認為：“由于昆劇這個劇不適宜表現現代生活，因此，我要從多發掘、整理戲曲遺產，多演好的古典戲曲著手，并且要不斷地想辦法把它改得更通俗一些，讓更多的觀眾可以欣賞。”

1955年秋冬之際，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長兼省文化局局長黃源慧眼識真，成立了以黃源、鄭伯永、陳靜為核心，國風昆蘇劇團老藝人周傳瑛、朱國梁、王傳淞、包傳鐸、張嫻等共同參與的《十五貫》整理小組，確定在“雙熊奇案”中刪去熊友蕙、侯三姑一線，由陳靜執筆寫出劇本。

從1955年11月23日至12月28日，國風昆蘇劇團停止日常演出(由政府部門補貼日常開支)，暫借位于原蔡同德中藥棧(即現在杭州華僑飯店所在位置)作臨時團部，排練整理改編本《十五貫》。朱國梁對無錫知縣過于執內心的分析與體驗清晰、透徹，準確地把握住了人物的神，同時，以眼神表情、身段、念白等和諧一體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主觀主義代名詞”這一不朽的舞臺形象。

1955年12月29日起，《浙江日報》開始登載“重新整理昆曲傳統劇目”《十五貫》將于1956年元旦在浙江勝利劇院演出的廣告，12月31日就于夜場在杭州人民大會堂，向當日下午閉幕的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作了首場匯報演出。整改本昆劇《十五貫》，就這樣對世人拉開了帷幕。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能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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