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們”更多的情感困境，在奉獻和犧牲之外

關于“家庭內部資源向男性傾斜”“女性遭遇結構性不公和忽視”的個案故事在社交網絡上屢屢掀起爭議聲浪，在這樣的語境里，《我的姐姐》注定會成為投入電影市場的深水炸彈，三天假期票房突破四億元，這不意外——一切成功的電影總是擊中了觀眾群體的痛點或爽點。但是，隨著女性群體的抗爭和自省成為一種共識，像《我的姐姐》這樣的題材，除了激發觀眾的情緒能量，它有沒有可能在情感和倫理的層面展開更豐沛的討論？

就如《我的姐姐》里的這位姐姐，她痛苦的是重男輕女的父親長久的冷漠？是家族長輩強加給她的“必須奉獻”的育弟職責？還是她有能力有魄力對抗“被迫犧牲”的規訓，卻無法擺脫對幼弟的惻隱之心？在個人感到力不從心時，求助于外界并部分地割舍親情，這構成道德虧欠嗎？這些似乎彼此矛盾的情感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女性要做自己命運的決策者，她首先是自我實現的獨立個體，而不是任何人的女兒、母親或姐姐——這是一個絕對正確的前提。然而與之伴生的情感卻很難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犧牲或不犧牲，自利或不自利，過程都是痛苦的，世間不存雙全法，難以找到最優解的倫理困境，這是具體到個案中的人間真實。

從影片的內容看，《我的姐姐》這個片名是曖昧的，因為它圍繞著女孩安然的困境，卻顯然不以弟弟安子恒的視角講述。“我的姐姐”更像是一個廣義的定語，影片里除了安然，還有兩個姐姐：她的母親和她的姑媽。

影片一開場，安然的母親和父親同時死于車禍，她在整個故事里沒有機會正面出場。但是，觀眾看到了安然的舅舅，連六歲孩子都瞧不上的“不靠譜舅舅”。他沉溺于賭桌，半生浪蕩，不到20歲做爹，終因不思進取，婚姻只維持五年，妻女和他決裂，女兒成年后以他為恥。年近半百的舅舅，號稱要把“弟弟”當兒子養，轉身就帶著六歲的孩子混跡賭場。他不壞，甚至他某些時候代替了安然冷漠且缺席的父親，給了她父愛的錯覺。但他毫無疑問是爛泥扶不上墻的混子。不難想象，一個條件因陋就簡的普通家庭怎樣“供養”出這樣一個不肖子，而安然的母親，無論婚前或婚后，含辛茹苦地擔著“照顧”弟弟的責任。

安然母親的“生前事”是一個留給想象的黑洞，安然的姑媽是真正觸目驚心的那個“姐姐”，她懷著不甘度過了為弟弟任勞任怨的大半生——家里只能供一個學生，于是弟弟讀中專，姐姐輟學；姐姐才到莫斯科打拼，弟弟結婚生女，家里讓她回去帶孩子；弟弟不喜歡的女兒，姐姐帶大；弟弟意外死亡，葬禮現場忙前忙后的是姐姐；弟弟留下的兒子，家里一地雞毛，姐姐來收拾……這是我們在社交網絡故事里見過的一輩又一輩的“姐姐”，她們善良，盲目，有時候為著糊涂的“愛”做著傷己傷人的事而不自知。她們在持續“被迫奉獻”的規訓下，“自我犧牲”成了身體的應激反應，甚至以為“母職”是理所應當的。在葬禮過后，姑媽反復對安然說著“長姐如母”“你眼下唯一要緊的事是把弟弟帶好”。

安然雖然悲慘地遭受父親多年冷暴力，但她畢竟在“獨生女”的既成事實中長大，帶著這一代人的鋒芒，她對家族內部的男權話術是警惕的，并且從一開始就劇烈地反抗。在性別議題的層面，姑媽才是被忽視、被壓制、被傷害的“姐姐”。《我的姐姐》的情感能量，很大一部分集中于姑媽，女性編劇和導演的創作方向，繞開了訴苦的陷阱，姑媽既是迷信于“女性奉獻”的受害者，但看似麻木的她最終也是那個頑固系統里松動的螺絲釘，是她在一番將心比心的交流之后，給了安然決定性的勇氣和決斷力。姑媽流淚說出“套娃又不是一定要套在一起”，這句臺詞在那個情境里是高度象征性的，也是影片的高光時刻，這是一個女性通過自身原發的力量獲得精神自由的時刻。按照流行的觀點，姑媽這樣的人物是需要被喚醒、被啟蒙的，而《我的姐姐》卻謹慎地回避了所謂的智識優越，呈現了某種真實且有力量的“樸素的蘇醒”，曾經受難的女性自發突破蒙蔽內心的烏云，并且，這份自主、自由的意識轉向對同性的友愛和良性助力。

“為了弟弟的姐姐們”，她們的故事需要被講述，但安然和母親、和姑媽是不同的，她的痛苦和困境不是因為“奉獻”，而是，即便做一個義無反顧的新時代女性，也不意味著她可以豁免于倫理選擇中的情感痛苦。如果上幾輩女性的犧牲和受難是痛苦的，那么，被陋習定義的“自私的女性”，并不能無所負擔地做無情真豪杰。

嚴格說，《我的姐姐》不是一部特別成熟的作品，劇作中作者刻意為之的痕跡是不少的，尤其是，編劇幾乎是給女主角安排了一個“不幸中萬幸”的情境。弟弟讓她措手不及，雖然一大家子親戚覺得“該她養弟弟”，但是能對她制造事實壓力的，一個都沒有；養還是不養，從頭到尾決定權一直在她；對比弱得毫無生存能力的弟弟，她反而是擁有部分經濟自由的一方；在安排弟弟的領養事宜和賣學區房的過程中，她沒有正面遭遇家族男性成員實質性的阻撓。在這樣一個沒有正面遭遇性別擠壓的環境里，安然的意志始終強悍且堅定，她激烈地反抗著世俗強加給她的道義負擔；她的痛苦，當然有流言蜚語和“他人的目光”制造的感情困擾和負累，但根源是她內心自發的——姑且不談和幼弟生疏的親情，只以她的能力，確實不足以支撐姐弟兩人正常的生活，無論求助于機構還是進入領養流程，她的選擇合法合理，她個人卻難以停止對一個六歲孩子的惻隱之心；隔著和父母的恩怨，弟弟很大程度是無辜的，安然和弟弟之間，溫情是有的，真情也是有的，但這點情分面對養育一個孩子的巨大負擔，太無力了。

類似的困境，在多蘭的電影《我的媽媽》里也曾出現過，一個母親在痛苦的生活和抉擇后，把嚴重雙向情感障礙的兒子送進了特殊少年機構，“我愛你，但在現實的困境中，我的愛力不從心”。是不是母親、姐姐和女兒，更容易被親情和愛所綁架？也許是的，但是在女性爭取“我是我自己的”的奮斗中，性別之外或與性別并生的倫理困境，并不是能輕易丟棄的包袱，很多時候，所謂的開放結局，也只是帶著殘缺和痛苦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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