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軸線最北端的“通天塔”！它們是天人合一的標志

北京中軸線最北端聳立著兩座高大的建筑，即鼓樓和鐘樓。觀天測地，定時齊政，在中國古代，這兩座建筑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因何居北 元大都的創新

在中國古代，鼓樓和鐘樓代表了國家報時的權力，每當一個新的王朝建立之后，都要頒布新的歷法，重訂時間標準。因此，自先秦時期一直到清代，曾經頒行過幾十種歷法。

歷法的頒行牽涉到年、月、日、時，報時的設施就顯得極為重要。在中國古代，報時工具主要是鐘和鼓，因其撞擊之聲可以傳得很遠。因此，由政府建造鼓樓和鐘樓，再造鐘鼓放在其中，以負責報時，也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了。古時建造計量時間標準的器械，如簡儀、蓮花漏等是由主掌天文、歷法的官員負責；而撞擊鐘鼓以報時，則由特殊的軍士來負責。

北京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是從元大都開始的，大都城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城市，整個城市是按照諸多文化理念來規劃設計的，例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就是按照《周禮·考工記》的理想都城模式來加以實踐的。而對鐘鼓樓的設計，則開創了一個新的模式，體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理念。

在此之前的漢唐長安城及北宋開封城，鼓樓和鐘樓皆東西相向，并列在皇城的前面。彼時的鼓樓和鐘樓是都城中的輔助設施，都城設計者所突出的，只是皇城和宮城。

但是到了元代，都城設計者卻把鼓樓和鐘樓放到皇城和宮城的北面。這種設計模式體現出鐘鼓樓的地位要高于皇城和宮城。在中國古代都城規劃中有兩大思想主題，一種是以北為尊，最尊貴的建筑應該放在最北端，典型代表就是隋唐時期的長安城。元大都的設計者把鐘鼓樓放到了皇城和宮城的北面，體現了鐘鼓樓要尊于皇城和宮城的思路——鐘鼓樓在北面，代表的是“上天”，而皇城在南面，是“天子”所居。

天人合一 鐘鼓樓成為標志

元大都設計者的這種“創新”模式，應該源自宋儒提出的“天人合一”理念。宋代的儒學比此前的唐代有了進一步發展，是因為他們提出了“道”的概念。在古人看來，“天”是宇宙世界，“人”是世間社會，二者是無法“合”在一起的。但是，“天”有運行規律，即天道；“人”也有運行規律，即人道。只有當人道合于天道的時候，社會才能夠安定。“天人合一”指的是在“道”上的合一。

在元大都的設計者看來，人道與天道相合，就要有一個標志，這個標志，就是鼓樓和鐘樓，因此，當時人們把大都城的鼓樓稱為“齊政樓”。天地在不斷運行，由此帶來了一年的四季冷暖。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由此帶來了治亂變化。所謂“齊政”，只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美好理想，其實，有治必有亂，這才是真正的社會發展規律。

元大都的鼓樓和鐘樓是何時建成的，是由誰來主持建造的，史無明文。但是，從相關信息來看，應該是由主持元代歷法《授時歷》修訂工作的大科學家郭守敬來主持建造的，而且是在元大都城建成之時同時完成的。當時的計時工具，被稱為“碑漏”。史稱：“都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元·齊履謙傳》）

計時工具必須經常加以維修，以保證計時的準確性。作為郭守敬的弟子，齊履謙完成了這項工作。“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于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由此可見，最遲在大德元年（1297年），經過齊履謙的建議，元朝政府重新制作了計量時間的工具碑漏，并將其改稱“蓮花漏”，又重新建造了鼓樓，以及報時的更鼓。這項工作的完成，使得當時報時更加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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