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里，把地震叫地動”

采訪手記

當今的很多地域，是被影視帶起了熱度，但這熱度又可能因另一股影視風而轉移到他處。但無論如何，有一個地方于我有奇異地親近。那就是因《山海情》而大熱的西海固。這種親近感最初還并不緣于《山海情》，而是兩部以西海固小說改編的電影——《清水里的刀子》與《紅花綠葉》。兩部電影都讓我展開了對石舒清原著小說的閱讀，進而讀到了他與攝影家王征合作推出的影像圖文集《西海固的事情》。這些在我心里慢慢形成一種印象，想要看西海固人的日常，就得回到這些影像文字。只是，我沒想到，這個西海固土生土長的作家，今年會寄來一部長篇小說《地動》，一下子將筆觸伸到百年前的西海固，那場歷史性大災難當中。我讀著其中的一篇篇，涌起很多感慨，也再次感到，災難題材的寫作，會因人而異，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石舒清的寫法一方面讓我窺到歷史中的災難的近景遠景，另外更覺得，那些用方言字眼所寫出來的故事，有著那片土地上特有的氣息，從某個角度說，是另一個意義上的《西海固的事情》。

■災難學實際上是一門大學問■

孫小寧問（以下簡稱問）：非常慚愧，如果不是這本書，我真的不知道，中國西北的寧夏西海固一帶，歷史上有過這樣一場災難。說起來正好過了百年：公元1920年12月16日20時06分53秒，海原地震，震級8.5級。涉災900萬人，死難28.82萬人。不知算不算我的認知偏差，對這個歷史性災難，感覺是到近百年的今天，才看得相對清晰。或者才充分意識到，這場災難本該被好好梳理、回顧一下？

石舒清答（以下簡稱答）：我覺得這場災難作為災難的一面，直到今天，也沒能得到很好的回顧、整理、反省和總結。近年來關于海原大地震的話題和活動都多了起來，比如我的老家建了大地震紀念館，陸續收集了一些受保護的實物碑記等，去年還準備著拍一個主題電影。但是冷靜地來看，種種活動多少都給人一種借題發揮的感覺，沒能挖掘其中的應有之義。我覺得這個應有之義就是，須不斷地追究和溫習，為什么在這樣一個相對地廣人稀的地方，會造成如此大的災難？會死傷如此多的生靈？如果再碰上同樣程度的災難該如何來應對？該從既有的災難里汲取到怎樣的經驗教訓？從而使我們身在難中時多些辦法，使我們的受災程度降到最低，使我們多一些不幸中之大幸的感受和感慨。災難學實際上是一門大學問，從災難中學到的東西無疑是最緊要最有用的。

當然一百年來我的家鄉和別的任何地方一樣，發生了巨大變化，家鄉的父老也投身到新的建設中，不可能沉湎在百年前的一場災難里徘徊不進，但只要有紀念的機會，只要有相關的活動，都應該在細致的回顧中做深入地學習，一切學習的目的都在于有備將來。

問：在你開始提筆創作這部書之時，當地或者學界對它的研究梳理，大致情形是怎樣？就所擁有的資料，與別人在這個題材上對一個作家的期許，你的壓力在哪些地方？如果說挑戰感，又是在哪些地方？創作中間又是怎樣克服的？在你創作這類題材時，你的閱讀視野里，有沒有某個范本，是你想要達到的高度？

答：關于海原大地震，學術方面的研究著手早而且是比較充分的，地震過后不久，就有翁文灝、謝家榮等知名學者到災區考察調研；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海原縣招待所建了一棟洋氣結實的專家樓，實際上就是為中外專家考察海原大地震專建的。我堂姑當時在專家樓當服務員，我給堂姑作伴，在專家樓住過的。也許當時縣長都住不上那樣闊氣的地方。專家樓還在，有興趣可以去看看的。記得一天夜里大家正圍著看《鐵臂阿童木》，忽然就地震了，跑出樓來看了一會兒星星，見沒有什么大礙，就返回去又接著看電視。我寫《地動》時，買了許多資料，從而得知關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資料是不少的，但絕大多數系學術資料，寫小說幾乎用不上。就是說，這樣的一次環球大地震，除了許多的數據羅列和地質分析外，關于當時的人的方面的信息，人的情緒、人的感受、人的訴說呼號、人的遭際命運等等，都付之闕如，無從想象。涉災900萬人，死難28.82萬人的一起大難，留存后世的相關照片不足二十張，不足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所拍照片的五分之一，就這點照片，大多數還是出于外國人克勞斯之手。

我寫《地動》的難處在于，既找不到多少可寫的人，也找不到多少值得寫的事。實際天翻地覆，血肉擔當，值得記錄的人事該有多少啊，怕是十缸百缸的墨水也寫不盡。好在凡事總有有心人，近些年，在無量的數字里找尋先輩蛛絲馬跡、冷暖歌哭的人多了起來，甚至有了一個“海原大地震記憶”的微信群。直接的成果就是，一套四冊的《海原大地震》連環畫得以出版，其中《舊聞拾遺》《民間紀實故事》兩冊，僅看看名字也讓人心動不已。老實說，基于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緣故，基于文友們提供的相關資料，《地動》的寫作過程倒是很順利的，大概是不到兩個月就寫了出來。當然預謀的時間可以說很長，作為一個喜好寫作的人，寫作未久，就覺得于我而言，“地動”可謂一個大題材大動作，常常蠢蠢作動，總是望而生畏。好在于大震百年紀念日來臨之際，終于寫了。要說實話，沒有使命在肩的自命和期許，所以也談不到什么壓力，就是寫一篇自己想寫的小說而已。能做到寫之前充分準備，寫之時不怠不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也想有所參考，有人推薦加繆的《鼠疫》和遲子建的《白雪烏鴉》。我買到笛福的一本寫瘟疫的小說翻了翻，但還是寫自己的而已。每天寫一篇，每篇不超過三千字，狀態好、資料也爛熟的時候會剎不住閘，破規矩一日寫兩篇，但這樣的時候是不多的，寫長東西最需要細水長流，只求一日盡興，后面難以為繼就壞了。一直記掛著一篇叫《智利地震》的小說，好像是短篇，想看看別人怎么寫地震，但我一直等到自己寫完才看了這小說。其實有時候反而是怕受影響的，除非平日閱讀積累，臨陣磨刀找參考書，倒未必全是益處。

■寫與地震有關的眾生相是我的宏愿■

問：書底介紹你是蒙難者的后代，你對它的私人記憶，大抵從什么時候有？最初也最深的印象與感覺是什么？當然，現在你肯定更是以作家的視角與使命感在書寫。而處理這種歷史中的災難題材，作家可能首先得做個選擇，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更能幫自己完成表達。在有些讀者心中，非虛構好像更有震撼力。而你選擇的是非虛構——一部長篇小說。想知道你在這中間的考量。

答：我對地震的印象應該是很早就有了，只是不和地震聯系起來罷了。少不更事，想不了太多的。記得小時候村里有很深的溝澗，我們去那里給羊找草，見到很多的散骨和碗碟鞋帽之類，自然是當年大地震的遺存。說明從那時就接觸到大地震了。還有一個印象是，夜里睡覺，會用一把鐵鍬頂著門，后來看一篇學者文章，說西海固地區晚上睡覺時，會在屋里準備鐵鍬之類，以備地震后用來從里面挖掘。少時記憶，至此才揭開謎底。

關于虛構還是非虛構的問題，沒有很費工夫想過，就是想著把手頭的資料用自己的語言方式重新敘述一遍。投稿到《十月》時，聽說編輯部的師友們有個議論，說是定為長篇小說好呢還是非虛構文學好。我心里是傾向于非虛構文學的，因為確實每一篇都并非出自完全虛構，每一篇都有資料所本。蘇東坡說過一句關于書法的話，說是書法“備于正書，逸而為行草”，我覺得拿這句話來形容我的紀實與虛構好像也是成立的，就是我的這次寫作“備于紀實，逸而為虛構”。

問：也難怪定位有些犯難，我開始讀的時候仍有些錯覺——加之你每篇故事人物后面都有時間標注，我以為你是在寫非虛構。慢慢讀著就不像了。你其實是用一個個人物，以及身上體現的相對獨立的故事，組成震中、震后的眾生相。允許我這么想象，你面對的資料，可能有些只有一些基本事實，或者如第一個故事的題目那樣——只是一頂帽子這樣的道具。你是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它的主人，以及與主人有關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主人生活。這可能的確需要小說家的想象力。但愿我的猜想對。但這顯然和某一類作家集中筆力寫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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