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五四學人那些事兒

前不久，很多朋友發來消息與石鐘揚教授探討正在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因為他對陳獨秀的研究聞名全國。他所揭示的陳獨秀文人性格和本質，曾一度令學界耳目為之一新。

石鐘揚告訴記者，好久不看電視的他打開了電視機，“我一看，呦，陳獨秀長高了，還變漂亮了，哎呀，延年那個演員竟然更漂亮！因為延年本人是很邋遢的”，他心中為之一動，繼而感到欣慰，“我覺得編劇沒有刻意去模式化陳獨秀，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石鐘揚直言事實上陳獨秀本人個子很矮，吳稚暉就寫文章惡毒地臭過他，說他兒子延年“長得像沒有進化的類人猿”，意思是說他爸也漂亮不到哪里去。這個劇的演員比陳獨秀個子高、也比他漂亮，這兩點都超出了生活原型。

他覺得這部劇呈現的思想深度和制作水準是恰如其分的。蔡元培跟陳獨秀見面，胡適、黃侃公開辯論文言和白話在日常中的運用，以及陳獨秀在送別酒宴上的話不投機那幾集，拍得都蠻好。

陳獨秀辦《新青年》

給北大引來了精英人才

石鐘揚始終堅持認為，陳獨秀首先是一個文化領袖，其次才是政治領袖，“作為文化領袖，他呼喚的科學民主有永恒的魅力。”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都是一個從精英到學生自發的行為，陳獨秀最大的功勛是聯手胡適發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傳播科學民主思潮。

五四是中國現代化之起步。思想和文化的現代化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尤其重要，“這也是新青年們當時思考的要害問題，是科學重要，還是文化重要，當然文化更重要。”石鐘揚直言，“陳獨秀原來計劃利用十年改變中國的思想結構，讓中國走向思想的現代化。結果沒有花十年工夫就改變了全國的思想結構，這個愿望陳獨秀實現了。”

陳獨秀辦《新青年》給北大引來了許多精英人才，讓北大的整個人才結構做了根本的改造，讓北大真正成了一個現代化的高校。“胡適也好，劉半農也好，很多同學都是看著陳獨秀過來的。”

石鐘揚認為，如果不研究“五四”，根本就研究不了明清小說的歷史地位。他指出，原來的白話小說沒有標點、沒有分段，社會上中間水平的人根本看不懂。胡適和陳獨秀以白話小說作為白話文的教本，利用上海的亞東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成為中國白話文的一個實驗地。亞東圖書館的版本給白話小說打標點、分段，使當時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能夠看懂了。“北大的吳組緗先生當時在蕪湖念中學，他說我看到了亞東版的《紅樓夢》，覺得這就是新文學，因為看到這個我才走上了白話小說的寫作。”

陳獨秀不僅文章寫得好

還寫得非常快

石鐘揚在研究中發現，陳獨秀年輕時練過帖，甚至練過甲骨文，“但他不是那種持之以恒地去練帖的人，他寫字全憑才氣技壓一方，是一個狂放型的書法家。”

關于寫字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1910年前后陳獨秀與沈尹默相識，當時陳獨秀在一個朋友那里看到沈尹默寫的一首詩，“他說，唉，這詩不錯，但是這字寫得一看就是臺閣體，太俗了。”沈尹默聽到這個評價后氣得翻白眼，但是沈尹默反思能力很強，他就老想自己寫字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后來沈尹默把陳獨秀說他的字作為鞭策，咬牙擺脫臺閣體，甚至擺脫趙孟頫的趙體，最終成為20世紀最有名的書法家。直到晚年，沈尹默還寫過文章發表出來，懷念仲甫先生。

石鐘揚在研究中還發現，陳獨秀不僅文章寫得好，還寫得非常快，“他在《新青年》開設‘隨感錄’專欄，常常是想到哪寫到哪，非常契合當時中國思想動態最前沿的一些東西。”著眼于新文化運動的現狀與發展，陳獨秀總能獨具只眼地發現事物易被掩蓋的另一面，不失時機地給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以警戒，陳獨秀曾說，“通俗易懂是新文學的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懂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他還說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精神，“不滿足才有創造的余地”。

陳獨秀很粗放

但他為朋友想得非常細

陳獨秀曾在《文學革命論》中明確提出“吾友胡適”在當時立即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個“新典”。

1916年，留美的胡適趕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斗》，寄給了陳獨秀。從此，胡適與陳獨秀及《新青年》結緣。后來在陳獨秀再三催促與坦誠切磋之下，忙于博士論文之際的胡適及時寫就了《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快慰無似”，立即刊之于《新青年》第2卷第5號，成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揭開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之新的一幕。

陳獨秀與胡適的君子之交，石鐘揚別有感觸：胡適留學還沒拿到文憑就應陳獨秀的召喚回國，胡適剛動身，陳獨秀就說“我馬上到上海去，有事，我們上海見”。后來胡適坐船到上海，登岸后兩人一見面，陳獨秀開口就說，“我現在是北大文科學長，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應該給你，你來做，你必須到北大來就任。”

與此同時，陳獨秀立即寫信回北大，信中囑咐說胡適回老家徽州待一下就馬上到北大，并指出胡適的工資應該定什么標準。還特別提到，胡適的住房最好安排在新樓，跟學生宿舍很接近的地方，讓學生能感受到這位新教授的氣息。同時陳獨秀又跟胡適說，“你的家境也不是很好，除了北大這兩百多大洋以外，我還給你找個事，當亞東圖書館的編外編輯，每月拿一百大洋。”石鐘揚非常感慨，“陳獨秀雖然很粗放，但他為朋友想得非常細。胡適到了北大后，陳獨秀、蔡元培都把胡適往前面推，使胡適立即成了北大乃至中國文化界的一顆新星。”

在石鐘揚看來，陳獨秀、胡適這種“不以友誼傷害真理，也不以真理的爭論傷害友誼”的交友之道，令人心向往之。

石鐘揚坦言，事實上后來對于《新青年》到底往哪里發展，陳、胡二人經常會有爭論，有段時間還鬧得特別兇，陳獨秀在上海，胡適在北京，他們倆不斷寫信往來爭論，提出不同的方案。胡適甚至說過，既然這樣，那就分開辦《新青年》，上海你怎么辦我不管”。但是陳、胡二人的私交到死都沒有散。蔡和森在商務印書館出書之后拿不到稿費，陳獨秀寫信給胡適說，“你必須趕快到商務館把稿費討出來，人家揭不開鍋了”。甚至當時黨內一些人被追逐，陳獨秀暗示一下，就躲在胡適家里。后來陳獨秀幾次坐大牢，胡適都是挺身而出，到處呼救營救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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