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上新”文物500余件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3月20日，被譽為“20世紀人類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三星堆遺址“上新”，再揭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紗。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500余件重要文物在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出土。而這次考古發掘的背后 ，又有著多少鮮為人知的秘密？讓我們來一一揭曉。

“上新”揭秘

這次出土的文物有哪些看點？

皺巴巴的金箔竟是黃金面具

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據國家文物局3月20日消息，此次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據悉，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發現，“祭祀坑”平面均為長方形，規模在3.5-19平方米之間。

占地僅3.5平方米的5號“祭祀坑” 是其中最小的一個坑，但出土的金器最多，此次一件備受矚目的黃金面具也在此被驚喜發掘。

據工作人員介紹，這件面具只有半張。最初，考古人員在“祭祀坑” 只看到金箔的一角，到后來金箔整體被揭露。但因受到擠壓和折疊，金箔看起來皺巴巴的。

“它褶皺得特別厲害，然后大家有的猜它可能是罩在青銅人頭像外面的金面具，有的人猜它可能是裹在其他器物外面的，也有的人猜它是不是金杖外面包著的金箔，猜什么的都有。”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副領隊、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于孟洲說。

但擁有豐富經驗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大膽推斷，這并非普通的金箔。后來，金箔被帶到文保修復實驗室，被一點點展開并經過清洗，金燦燦的面具逐漸得以展現，耀眼奪目。盡管只有半張面具，但其體量較大。

此外，考古隊員還從5號“祭祀坑”處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帶孔圓形黃金飾片、數量眾多的玉質管珠和象牙飾品。經專家初步判斷，這些有規律的金片和玉器與黃金面具形成綴合，推測為古蜀國王舉行盛大祭祀儀式時所用。

灰燼中提取絲綢殘留物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還出土了一些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青銅器，比如有些青銅尊附著有奇異詭譎的龍或牛的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說。

而在3號“祭祀坑”內，鋪滿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銅器，包括青銅尊、青銅罍及獨具風格的青銅人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員在6號“祭祀坑”發現了一具“木匣”，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去破解。這具“木匣”長約1.5米、寬約0.4米，內外均涂抹朱砂。

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燼中，考古人員還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見的絲綢制品殘留物。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院研究員周暘介紹，在4號“祭祀坑”灰燼層取樣，采用定制的絲蛋白抗體對灰燼、印痕進行特異性檢測，一旦呈現陽性反應，即可初步指認絲綢殘留物的存在，再輔以其他檢測技術進行確認。對于考古現場而言，絲綢存在的語境有三：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遺址；二是反映喪葬習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此次發現，在精神層面，印證絲綢有溝通天地人神的獨特用途，在物質層面，也反映當時古蜀國的絲綢生產，為西南絲路提供考古學實證。

據雷雨介紹，本次的3號、4號、5號已經進入這個祭物層的層面，其余的6、7、8還在進行發掘填土。

有助于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

與30多年前發現的2個“祭祀坑”有所不同，此次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 意味著什么？三星堆第1、2號“祭祀坑”發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長陳顯丹表示，“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與之前的兩個相比，坑型都為長方形，基本形制與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種類相似，但出現了很多新器形，同時，‘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淺不一，坑內的文物各有側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銅器較多。”

那么，這6個“祭祀坑”的重大價值在哪里？3月20日，北京大學教授孫華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上介紹，此次三星堆的發掘，為我們完整認知三星堆神廟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以及反映的宇宙觀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這一次新的發現，從兩個坑增加到八個坑，并且考古專家對周圍都進行了詳細的勘探，我們掌握了當時可能是埋藏著神廟或者是他們的宗教場所，這有助于我們復原當時神廟內部的空間，我們就知道當時的禮儀場所是怎么一回事。此次三星堆的發掘有助于解決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比如年代問題，比如性質問題，它到底是‘祭祀坑’，還是什么？年代的問題不解決，我們就沒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的一些新發現，我想還具有同一性，這些對于我們認識三星堆的性質會提供重要的線索。”孫華說。

此次發掘除了將豐富和深化我們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還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于成都平原與其周邊地區文化關系的認知。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談到“有助于解決學界對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質、文化內涵、斷代研究等關鍵性的問題”。比如，如何理解幾座“祭祀坑”的關系？是同時期還是有年代上的差異？特別是伴隨碳14測年技術的不斷進步，結合此次考古發掘，我們可以采集系列測年樣本，對每座“祭祀坑”能有一個具體的時間概念，對三星堆文化的年代進行更準確的斷定，這也將有助于在未來進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科技如何助力考古發掘？

考古艙能控制溫、濕度

與以往在田野間進行的考古發掘不同，此次三星堆遺址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發掘現場變身高科技考古實驗室。

從現場視頻可以看到，考古現場被大跨度的鋼結構大棚覆蓋，6個“祭祀坑”被玻璃房子罩住，工作人員身著防護服，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介紹，在這樣的“考古艙”里開展發掘工作，不僅能控制發掘現場的溫、濕度，還能減少工作人員帶入現代的微生物、細菌等，為科學研究遺存創造條件。同時，這還可以使出土文物在第一時間得到保護和研究。

除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以外，還配置了現場應急保護與分析檢測設備等，為考古信息采集、文物安全防護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還為此次考古發掘搭建了信息平臺，對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數據、影像資料、環境監控數據等進行全面記錄和科學管理。

多學科交叉創新研究團隊加持

在高科技的加持背后，專家陣容也堪稱“豪華”，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紛紛加入此次考古發掘工作。在現場忙碌的，是一個包括文物保護技術、體質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環境學、冶金學、地質學、化學、材料學等在內的多學科交叉創新研究團隊。高科技與多學科交叉創新研究團隊的結合，讓三星堆遺址的出土文物得以展現于世。

這種多學科、多機構的合作，展現了考古項目組織的新模式，實現了考古發掘、系統科學研究與現場及時有效的保護相結合，確保了考古工作高質量與高水平。

3月20日，四川省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王毅在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上介紹，這次發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需要一種新的技術、新的方法去開展研究。比如對青銅器的研究，對石質文物的研究，對玉器金器的研究，都是在原有基礎上深化。另外對土遺址的保護、對象牙的保護等，都是極具挑戰性的，需要時間來驗證我們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學。這就是這次為何組織這么強大的隊伍的原因，因為有太多的謎團會隨著合作的展開，一個一個得到解決。

“目前針對這么小一個面積組織的發掘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沒有超過它的。”王毅在工作會上說。

未來發展

建成國家文物

保護利用示范區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介紹，下一步，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的方向是把三星堆遺址建設成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

今年3月，國家文物局已確定把“川渝地區巴蜀文明化進程研究”作為“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下一步，將繼續協調支持考古研究機構系統研究川渝地區文明演進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同時將川渝地區文化放在更寬廣的視野上，研究中國西南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2019年12月，國家文物局與四川省人民政府簽署合作協議，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遺址創建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此外，為更好地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發揮以史育人作用，向人民群眾講好文物故事，我們還會助力當地加強博物館建設，通過高品質的博物館展覽加深公眾對三星堆文化的了解。”宋新潮表示。

發掘歷史

1986年發現1、2號“祭祀坑”

據四川省人民政府信息及國家文物局相關信息顯示，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鴨子河）南岸。遺址分布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域為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性遺址。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慶年間《漢州志》“廣漢名區，雒城舊壤……其東則涌泉萬斛，其西則伴月三星”。

遺址發現于20世紀20年代末。新中國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門重新啟動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1986年發現1、2號“祭祀坑”，出土青銅神像、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貴文物千余件，多數文物前所未見，揭示了一種全新的青銅文化面貌。

據已經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陳德安研究員和陳顯丹研究員講述，當時的發掘現場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磚廠，考古隊挖到“寶”的消息不脛而走，數小時內引來看熱鬧的人達到幾千人之多，而當時的考古隊只能求助于武警、公安。“幾分鐘后，大卡車停在了發掘現場，從車上跳下來30幾名武警戰士，很快把我們的發掘現場包圍起來，這時我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心情感到輕松了。”取土燒磚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著他們趕快發掘。大雨傾盆、烈日暴曬、文物安全……方方面面的因素，當年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慮，以至于日夜趕工進行發掘。只用兩個月，就把1、2號坑發掘完畢了。

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以“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斷其年代相當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際。1988年，三星堆遺址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文/本報記者 張夕 綜合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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