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幽靈工人”？一書給你答案：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都算

隨全球化和互聯網化的深進，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與勞動關系也經歷著急劇變化，被稱為“幽靈工作”的按需零工經濟出現正是此歷史變革的表征之一，這也將是未來數字化社會的就業趨向。《銷聲匿跡》一書是美國微軟研究所計算機及人類學專家瑪麗和西達爾特共同編著的作品，兩人帶領團隊實行一項長達五年的名為“銷聲匿跡”的調研活動，通過調查美國和印度線上任務平臺工人的生存境況，揭示“幽靈工作”這一數字化時代的新型就業模式及經濟生態。

自21世紀初以來，“人工智能將奪取人類工作機會”的預警就頻繁出現在大眾視聽當中。時至今天，從智能客服，無人駕駛、倉庫、柜臺的出現，到富士康工廠引進機器人裁員6萬工人，再到新加坡公園使用機械狗做治安巡邏等，無不印證著越來越多的非技術性崗位已被人工智能取代。但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新工作崗位出現，這些依靠人力勞動、作為自動化技術不可或缺部分的新工作，驅動著大量手機軟件、網站和人工智能系統的運行，為廣大消費者提供安全便捷的產品服務，如我們熟悉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內容審核員、圖像鑒黃師等。

換言之，人工智能技術在推進自動化產業升級的同時又衍生出新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崗位上的勞動者卻普遍處于一個被隱匿的“幽靈狀態”，消失于消費者和社會公眾視野，經受著缺少保障和福利的生活處境。

因此,研究按需零工經濟的成因、現狀及背后的經濟學與社會學原理，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從現實層面多角度地探索改善零工群體的待遇，是《銷聲匿跡》調研項目及成書的根本目的與宏旨，也是我們每位勞動者都應思考的切身利益與時代命題。

為了“不勞動”而產生的勞動

“幽靈工人”泛指在線上任務平臺承攬企業外包工作的個體勞動者，屬于美國“零工經濟”的一種。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美國企業因經濟衰退急需壓縮成本規模，大量聘請臨時短工代替全職員工，這種企業與個人、勞務承包商短期合作的勞務方式被稱為“零工經濟”。到了21世紀初，互聯網產業崛起，以亞馬遜為首的一批科技公司創立線上任務平臺，企業把外包業務在平臺上發布，個體勞動者注冊成為平臺會員后可在線申請領取這些任務，完成后獲得酬金。與以往的零工方式相比，任務平臺的所有流程都在網絡上完成，靈活的工作時間與地點深受年輕人歡迎，為迅速擴張的互聯網企業供給源源不斷的“數字化零工”。

表面上看，“數字化零工”從事的多是簡單、重復性高的非技術性工作，起到輔助計算機程序的作用，如數據錄入、圖像鑒別、視頻對白翻譯、數據庫優化等，但實際上正是依靠這些人工輔助環節才全面推動了人工智能技術革命的進程，“哺育”了現今的數字化經濟。人力工作對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產業的必要作用，是由“自動化最后一英里悖論”決定的：在AI學習的過程中，不斷需要人工去訓練和糾錯，當它實現某項功能時必然會產生更多的新任務、新應用需要人類去解決，這些任務不斷推進自動化的邊界，以至于自動化的終點線始終在變而永遠無法達至。簡而言之，自動化的最大悖論在于“使人類免于勞動的愿望總是給人類帶來新的任務”，數字化零工恰是為了適應我們“不勞動”所產生的勞動需求而存在。

瑪麗和西達爾特認為“人工智能加人類計算”是未來科技發展的趨勢，亦是新型生產力的體現，將決定社會的經濟形態與用工模式，傳統的勞動關系必然發生變化，以數字化零工為代表的按需用工經濟規模持續擴大證明了這種變化的發生。

據多機構統計，2018年全球零工經濟規模為3.7萬億美元，美國3.2億人口有5400萬人從事零工工作。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預計全球勞動市場的零工數占比會進一步大幅提升，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及互聯網強國，隨共享經濟平臺、網絡眾包、直播帶貨、微商等新商業形態蓬勃發展，企業與個人的業務合作、勞動者個人自雇的模式日趨普遍。據阿里研究院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的零工經濟人數約為1億，到2036年預計將達到4億，當中以從事互聯網相關行業的人數占比最高，并且隨消費市場下沉，零工人群從以往集中在一線大城市開始向縣級地域擴散。同時，從十九大“靈活用工”“社會化用工”“促進多渠道就業創業”等從政府層面提出的名詞，足以看出我國用工市場前景的變化走向，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的全職工作方式將被重塑。

殘酷算法損害勞動者權益

數字化零工的困境，從《銷聲匿跡》提供的豐富個案能總結出幾個主要方面：一、工人低廉的酬金，超長勞動時間；二、工人不受勞動法與社會福利體系保護，缺少維權申訴的渠道；三、線上任務平臺的“共享資源”“按需匹配”模式，把雇傭的交易成本轉嫁給企業，把本該承擔的雇主責任轉嫁了給工人，避開政府與公眾的監管；四、工人缺少類工會組織，不能維護自己的勞動價格，惡性競價情況頻現。

企業選擇業務“外包”，本質上是為了削減人力成本，因而缺乏主動提升外包人員待遇和福利的驅動力，而且為了打造“高科技”“智能化”的公司與產品形象，企業對外宣傳時會刻意淡化甚至隱瞞外包工人的存在。線上任務平臺實際上已成為虛擬的勞動力市場，但平臺把勞動者定義為自己的“用戶”，以“用戶服務條款”取代具約束力的“勞動合同”，使勞動者在法律上既不受雇于平臺也不受雇于企業，若發生勞資糾紛皆由勞動者個人自負。同時平臺把尋找人才、入職培訓、維系工作責任關系等成本轉嫁至請求外包的企業身上，企業又會想方設法把成本分攤到勞動者身上，越發加深后者負擔。

書中還特別指出“殘酷算法”對工人的隱性傷害。《人物》雜志曾報道過，外賣平臺配送系統的“最優算法”并沒有把天氣、封路、騎手突發身體狀況等意外因素考慮進去，定出不合理的超短配送時間，致使騎手們疲于奔命、交通傷亡事故頻發。美國與印度的線上任務工人也有著類似遭遇，在欠缺人性化考慮的算法驅使下承擔著超負荷的勞動量和時長，完成任務后還會因系統出錯而拿不到酬金。

以上現實皆凸顯出一個核心問題：與按需用工經濟適配的勞動保障及企業監管法規的缺席。

美國現行的勞動法誕生于20世紀初的工業化時代，其設計主要面向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產業，保障的對象是全職員工加工會組織的勞方主體，對規范用工的思考多是以工廠那樣有固定場所、長期雇傭合同、相當比例體力勞動的用工環境為預設范本。到了數字化時代的今天，生產方式的改變使得雇傭模式多樣化，勞方主體的結構發生改變，工業時代相對單一的設計思維顯然跟不上現實變化，無法體現新型的勞動關系，因而讓企業、人力中介平臺等資方有了鉆空子的機會。

由美國的情況可見，原有工業時代的勞動法規與今天的數字化經濟之間已產生不同步之處，亟待調整改良，新勞動法規的出臺需要政府與社會各層面通力合作，憑借集體意志力量方可實現，可謂困難重重，任重道遠。

良好零工經濟環境需要全社會努力

單靠振臂高呼不足以推動一場社會變革，還需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銷聲匿跡”項目團隊從政策制定者、企業主、算法設計者、大眾消費者等多向度進行探索，結合大量商業案例，提出了一系列具實操性的建議。

盡管《銷聲匿跡》研究的是美國的零工經濟生態，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是在美國社會語境下來考慮的，但對我國零工經濟未來的良性構建仍有著不少值得參考之處。

實現數字化轉型是我國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目標，社會的經濟結構也經歷著急速變化，傳統工業時代的大企業組織形式已不適應形勢發展，迫使企業做出變革來擁抱變化。變革當中企業承擔的風險成本，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必然會有部分轉移到勞動者身上，從2008年《勞動合同法》及2013年《勞動合同法修正案》頒布后，企業紛紛采用全職員工+外包人員+臨時工的多元化用工模式便可見一斑。

無論是多元化用工還是按需用工皆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與代價，但隨之而來的勞動關系矛盾，如技術性失業、收入分配惡化、就業穩定性下降、傳統勞工保障失效等情況日益明顯，并且隨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未來大批自由職業者退休生活如何保障更成了嚴峻考驗。我們現行勞動法對勞動關系的定義主要體現在勞動合同的簽訂和勞動者的雇員身份，否則就歸入勞務關系。勞務關系中的勞動者屬自營個體，因而雇傭者對勞動者并無人身責任，更不用承擔保險、退休金等福利責任。按照勞動法的界定，當下大部分零工從業員被歸為自營個體，與雇主的關系屬于勞務關系，這是造成他們困境的原因之一。

這種雇員與自營個體的二元區分，讓基于傳統全職人員的勞動關系定義明顯不再滿足數字化時代的用工變化，勞動法規和社會福利援助體系的調整需求變得日漸迫切。當然，任何法案的修正、出臺都并非易事，當中需考慮平衡的因素極為復雜，不可能短期內實現。但與零工群體共生于經濟生態圈內的企業、平臺和消費者應該充分了解這個群體創造的經濟和社會價值，認識到自身從數字化經濟所獲取的利益，便捷高效的服務及生活方式離不開他們的艱辛努力，從而應承擔起相關的社會責任，做出必要改變。

總而言之，迎接未來就業市場的變革與沖擊，構建與生產力適配的和諧勞動關系，為按需經濟帶來可持續性發展，避免勞動者的權益與尊嚴“銷聲匿跡”，最終創造更美好的時代生活，需要社會各層面以長遠發展為目標的戰略合作視野，以及每個個體的持續關注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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