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新春 聊京味 聽謝飛講《本命年》那些往事

1990年，謝飛導演48歲，他以電影《本命年》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本命年》也成為第一部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現實題材中國電影。時光荏苒，距離《本命年》已經過去了31年，而男主角李慧泉的命運，卻成為一個經典的影像記憶，讓無數影迷難以忘懷。

2月4日時逢小年，“首藝聯·經典回顧——京味兒電影賀歲展”開幕，本次影展展映《本命年》《大撒把》《找樂》《有話好好說》《站直啰，別趴下》五部電影，除《找樂》之外的四部影片均使用原初版本的膠片予以呈現，更為貼合老影片、老故事的懷舊基調。而《本命年》除膠片放映外，還將有數字修復版本進行兩個場次的放映。2月5日晚，謝飛導演做客“首藝聯”直播間與觀眾云交流，聊他熱愛的電影和他感知的“北京味道”。

姜文改名《本命年》

成就謝飛和劉恒在本命年獲獎的一段佳話

《本命年》改編自劉恒的小說《黑的雪》，電影講述經過勞動改造，犯人李慧泉（姜文 飾）刑滿釋放，他回到了從小生長的胡同。當年，哥們叉子因為女友愛上了別人，氣憤不過，拉著講義氣的李慧泉，教訓了那個男人，結果無意中弄出了人命，二人雙雙入獄。李慧泉在民警小劉（劉斌 飾）的幫助下，選擇了練攤謀生，其間遇到了三教九流令他嘗遍人間冷暖。在歌廳里，李慧泉認識了駐唱的歌手趙雅秋（程琳 飾），此后他成為她的護花使者，但是，在他決定重新開始新生活的時候，卻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境……影片以悲劇式的宿命氣氛，表達了社會轉型時期商品化與現代化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心靈孤獨。

謝飛導演當時剛從歐美訪學回來，覺得自己的藝術思想、觀念、眼界都變得開闊，“藝術作品的創作者要明白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實、豐滿的人物，對復雜人性的開掘，永遠是藝術作品中最重要的核心，這是我當時在審美方面的一個大的變化。”

正在思考用什么作品來實踐自己藝術心得的謝飛，恰好被一位朋友推薦讀了劉恒的小說《黑的雪》，看了這部15萬字的作品后，謝飛非常欣賞，對主人公李慧泉印象深刻，“這個人物真實、復雜：既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壞人，既是一個強者又是一個弱者。人物的真實、復雜的人性狀態使我共鳴。”

謝飛于是找到劉恒，并邀請他將小說改為劇本，當時，劉恒說自己只寫過小說，從來沒寫過電影劇本，不懂。謝飛則勸劉恒，必須由他自己來寫，“因為人物、故事都是你想出來的，他們在你腦子里是活的。你的小說完全是文學式的，而電影敘事要求場面化、現在進行時的表現，一場一景、一舉一動、一詞一句都要具體寫出來。所以，必須由你來做這個小說到劇本的‘翻譯’。”

30多年后再回憶此事，謝飛導演表示，電影和小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系統，有著各自的特征和不可調和性。導演在改編小說的時候，既不能照搬，也不能過于松散，而是要抓住原著最核心的主旨精髓，同時又要遵循電影的創作規律，將原著故事轉譯為電影語言。

謝飛認為，《本命年》能受到廣大觀眾青睞的重要原因在于，影片對人性的復雜狀態的剖析和懲惡揚善。影片以冷靜寫實的方法展現了主角李慧泉的心態變化，他在善與惡、好與壞之間的掙扎和困惑，“影片真實地表現了生活中的人，以及他們身上的復雜性，通過這種描述又深挖出來很有意義的主題思想，使得觀眾看完有啟示，去過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人生價值，而不是副作用，這部電影生命力挺長，對我來說很欣慰。”

為何要將影片由《黑的雪》改為《本命年》，謝飛說是因為拍攝時北京不下雪，人工制造雪景的效果也不好，所以只有改名。改成《本命年》還是姜文的主意，姜文當時問謝飛：“導演，我想了個主意，你看我像不像24歲？”謝飛說：“你傻笑的時候，顯得挺天真，挺稚氣的。”姜文說：“那影片就叫《本命年》吧，龍年，泉子正好24歲。”謝飛覺得這片名有點宿命色彩，與《黑的雪》在意思上有相通之處，就同意了。巧合的是，1990年電影獲得銀熊獎，不但是謝飛的48歲本命年，也是劉恒36歲本命年，成就了一段佳話。

謝飛還透露，原本劉恒小說的名字叫《紅渦》，寓意泉子生活在血的漩渦里，但是出版社編輯覺得名字不太好理解，就改為了《黑的雪》。劉恒還有一部講知識分子婚外戀的小說叫《白渦》，拍完《本命年》后，謝飛原本想接著拍這部，但未被批準，只能作罷轉而拍攝了《香魂女》。

姜文愛出主意

是天才導演和天才演員

《本命年》是獨角戲，每一場都有泉子，扮演這一角色的演員表演任務很重，要是表演弱了，片子就立不起來。謝飛曾經說：“找到姜文，李慧泉的塑造就成功了一半。”對于姜文，謝飛更是評價說他是“天才導演和天才演員”。

最初，泉子由誰來出演，謝飛一直定不下來，后來有人說姜文戲好，可是看了姜文演的《芙蓉鎮》后，謝飛覺得姜文估計四五十歲了，年齡偏大，抱著試試的態度，謝飛讓副導演給姜文送了劇本，“結果副導演回來說，人家才26歲，年齡合適著呢！”姜文看了劇本很喜歡，說愿意接，但是要至少給他三個月時間，他要去熟悉生活、熟悉人物。

在演《本命年》之前，姜文已經演了《芙蓉鎮》《紅高粱》《春桃》等幾部電影，但只有《本命年》是最為接近他真實年齡和生活的一部，姜文對泉子這個角色傾注了不少心血。有觀眾評價說這部電影是姜文的“顏值巔峰之作”，謝飛笑說姜文和劇組服裝師去秀水買衣服，服裝師給他打電話，說姜文要買一件特別貴的風衣，謝飛同意了。他說拍完后效果不錯，姜文“穿著確實非常帥”。

謝飛透露，姜文特別有思想，愛出主意，在劇組也是積極參與各種事情。電影中有一場四五百人的群戲，是在中山公園五色土拍的，怎么能讓那么多群眾始終配合是個難題，姜文又出主意了，他找了倆朋友在那說“雙簧”，“我們拍了很長時間，要是沒有雙簧表演，大家早跑了，群眾們看得很高興，我們拍得也順利。”

梁天在片中扮演姜文的朋友刷子，以此角色第一次獲得了金雞獎最佳男配角提名，刷子是個無所事事的小混混，天天就知道打牌、泡吧、瞎轉悠，欠了一屁股的債還是繼續混，他在片中有段經典臺詞：“活著怎么就那么沒勁，上班兒吧，沒勁。不上班兒吧，也沒勁。吃飯沒勁，不吃飯也沒勁。搞對象吧，沒勁，不搞對象吧，也沒勁。你說怎么就這么沒勁！”謝飛導演透露，這段臺詞也是姜文加的，原本只有第一句，他覺得平淡了些，就讓姜文和梁天再想想，結果姜文就編了這么一段。

在拍攝《本命年》時，謝飛就建議什么都愛管的姜文應該做導演，“他適合。”在謝飛看來，最近姜文導演的幾部作品雖然是市場化行為的商業片，不如他早期作品那么單純，但其閃耀的才華是令人驚嘆的。

1990年，謝飛和姜文去參加柏林電影節，謝飛笑說兩人帶了二三十張電影海報，然后拿糨糊粘上，第二天一看，街上全都是外國電影的巨幅海報，“我們的海報很快就被淹沒其中，沒人注意了。當年去柏林電影節的還有奧利弗·斯通的《生于七月四日》和阿莫多瓦的《捆著我綁著我》等電影，都是備受關注的大作，真的沒想到《本命年》會得獎。”

謝飛夸姜文聰明且好學，讓他更意外的是他發現姜文的英語很好，“在那個年代，對于戲劇學院的學生來說，能有那么好的外語水平很難得。雖然我們的海報沒引起注意，但是電影放映后還是有很多好評，有個外國記者對姜文說，他的表演很像羅伯特·德尼羅、馬龍·白蘭度，問姜文是否受到過他們的影響，姜文回答說：‘對不起，我沒看過他們的電影。’其實，在拍攝《本命年》時，姜文就跟我借過羅伯特·德尼羅的《憤怒的公牛》。”

拍《本命年》時不好找咖啡廳和歌舞廳

“首藝聯·經典回顧——京味兒電影賀歲展”此次展映的《本命年》《大撒把》《找樂》《有話好好說》《站直啰，別趴下》五部電影都誕生在上世紀90年代，它們都十分精準地描摹與記錄了在那個社會高速發展、思想多元的時代，北京這座既擁有傳統氣息，又緊跟時代脈搏的城市，它的面貌與韻味，以及這個城市里市井民眾的生活圖景與心境。《本命年》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時，評委們給予影片的評價就是：“這部動人的影片反映了時代的面貌。”

謝飛介紹說《本命年》是在新街口太平胡同拍攝的，現在雖然街道已經變了，但是院子還在，只是院子里那棵樹被砍掉了。那時候拍胡同不難，難的是咖啡廳歌舞廳這些新興事物，“那個年代的北京，晚上7點以后外面就黑乎乎的，幾乎沒有夜生活，我們要拍咖啡廳歌舞廳，我也沒去過，找來找去，找到了西四地質禮堂的一個地下室，在那里可以喝咖啡蹦迪，后來又在海淀影劇院側樓發現它們有霓虹燈，所以我們在那里拍了電影中歌舞廳的外景，歌舞廳是在國際飯店拍的，飯店讓我們半夜12點以后去拍，那時候費用可以便宜些，咖啡廳內景是在攝影棚搭的。”

謝飛還想在電影中用聲音來表現時代的新舊交替，現代與傳統的沖撞，于是他選用了當時正火的費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還有老白玉霜唱的評劇以及京劇、雙簧等。

謝飛表示，在傳統的京味兒文化中，像其他地域文化一樣，戲曲都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不僅如此，戲曲也是構成中國電影史的關鍵一環，歷史上第一部中國電影就是《定軍山》。他表示，此次舉辦的“京味兒電影賀歲展”也讓觀眾重新審視“京味兒”，就像現在東北文化和川蜀文化滲透到其他地區的藝術創作中一樣。那個時候的京味兒文化，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地域元素。后來隨著電影產業的發展，各地區文化的交融，賀歲檔等行業概念的興起，京味兒文化就逐漸成為了一種固定的創作風格，大概就不再局限于在北京拍的，講北京人故事的電影了。

2020年看了

137部影視作品

閱讀了9本書

雖然已經年近八旬，但是謝飛卻是網絡達人。謝飛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于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后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

原本就有在本子上寫影評習慣的謝飛導演，2014年注冊了豆瓣，很快就成為了“豆瓣第一影評人”，根據其2020年豆瓣書影音記錄，謝飛在2020年看了137部影視作品，閱讀了9本書，發布了8篇影評，3篇書評。不過有趣的是，在網上“自由沖浪”的謝飛導演對于流行的網絡用語并不熟悉，他笑說可能因為自己不開彈幕。

作為“網絡達人”，謝飛導演對于網絡電影也是非常看好，他認為無論是膠片電影、數字電影還是網絡電影，都是一種東西，就像是一個商品的3種不同的銷售形式。謝飛認為，電影要打破這個邊界的觀念，隨著科技手段的發展，電影的播放媒介一直都在變化，觀眾的需求變了，電影的供給模式也要隨之變化。在他看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網絡電影機制的不斷完善，網絡電影未來一定會成為主流電影的一部分。

2003年，61歲的謝飛導演被確診為“非典”患者。剛入院時，謝飛病情十分嚴重，胃部痙攣，肺部供氧嚴重不足，體溫高達39攝氏度，經過50多天的治療康復出院，謝飛導演說現在他身體很好，也沒有后遺癥，所以對于新冠疫情，大家做好防護不必恐慌。

年近八旬

仍奔波在

電影教育第一線

作為第四代導演的領軍人物，謝飛18歲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導演專業，五年后畢業留校，任教于導演系至退休，他曾在2014年撰文寫道：“我自己23歲由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有10年被政治運動、農村勞動所耽誤，33歲開始教書與當導演助理，36歲才拍攝處女作，導演事業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2年左右。幸運的是，我還有自己的主要職業——教育，至今已經做了50年，身體允許的話，我還可以再做10年的教學。”

現今，年近八旬的謝飛導演仍為電影教育奔波在一線。2020年7月29日，謝飛導演從北京飛往西寧，這是他2020年疫情后的首次飛行，而此行的目的是參加在西寧舉辦的FIRST青年電影展。謝飛導演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遇到了比他們更好的時機，但是誘惑也特別多，要想讓影片獲得更多觀眾，內容的掌握能力和技能永遠是學習藝術的學生必須要扎扎實實打好的基礎，而不是只圖形式上的一時之新。

在他看來，影視制作，影、視、聽手段是很簡單的，過去很貴很復雜的技術，現在都是傻瓜設備，任何人都會，拿個手機拿個平板電腦都可以把片子編出來。但是，有沒有才華，有沒有人文素養，那不是學校管得了的，也不是技術所能決定的，所以，每個人有電影夢想的話，很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才華開掘出來，積累人文素養后，作品才有價值，“要想成為一個優秀的電影藝術家，一定要研究這個時代的精神，因此，學生的學習，一是基本功的學習，另一個是對社會人生敏銳觀察能力。”

謝飛導演認為，藝術學到最后都歸結到對人的理解，電影應該藝術地表達個體對人生、歷史、社會的看法。真正的藝術品都是藝術家對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深刻領悟而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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