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校徽那些事兒

為北大設計校徽，魯迅變身“大觸”

短短7天便完成設計

1917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請魯迅設計北大校徽。同年8月7日,魯迅完成圖案設計工作，“寄蔡先生信并所擬大學徽章”。就這樣，時年僅僅36歲的魯迅，即刻為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上承太學正統，下立大學祖庭”的北京大學，完成了品牌標識的核心圖案設計。

這一校徽圖案，開創了中國現代大學校徽設計的先例，在創制時間上當是無可置疑的首例；其設計本身更是以簡潔形象的兩個小篆漢字“北大”，產生了莊重雋永的視覺效果，令人過目難忘，堪稱中國校徽設計史上的經典之作。

關于魯迅設計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可能相當短暫，稱得上是“神來之筆”。據《魯迅日記》載，距其1917年8月7日寄呈設計稿最近的一次蔡、魯會晤，乃是同年7月31日。如果以此次會晤時間為設計工作之始，那么，魯迅僅僅花了一周的時間，即完成了設計，工作效率實在是非常高的，可謂“神速”。

遺憾的是，關于北大校徽設計的歷史細節，由于相關史料的匱乏，再無從詳究。除了《魯迅日記》上一筆帶過的記錄之外，后人所面對與考察的，僅僅只是這一圓形嵌篆字的校徽圖案本身罷了。對于這一圖案的視覺形象及可能寓意，后人也有著多重解讀與多種理解。

譬如，通行的說法以為，“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意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著開啟民智的重任”的想象。此外，還有說法稱，“北大”二字還有“脊梁”的象征意義，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魯迅用“北大”兩個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民主與進步的脊梁。

當時的彷徨與吶喊

至于據說這一圖案被著名學者，新文化運動先鋒人物劉半農戲稱為“哭臉校徽”，這一說法看似輕松隨意，也不能說完全是戲謔之說。其“北大”二字的篆文橫向筆畫，全部保持著向下凝墜的勢態，確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張表情沮喪的“人臉”，更難免令人聯想到圖案設計者本人——魯迅，當時的人生際遇與個人心態了。

話說1912年，蔡元培被孫中山力薦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之后，便開始延攬人才。應許壽裳之薦，蔡氏托其延聘魯迅入職教育部，信中稱：“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至此，魯迅赴京任職，被聘為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教育部僉事，與紹興同鄉蔡氏成為上下級同事關系。

魯迅一開始并不習慣“枯坐終日，極無聊賴”的公務員生涯，可在蔡氏的器重與關照之下，仍勉力維持，并逐步適應了駐京生活。時至1917年7月7日，也即是在北大校徽設計完稿前不久，因張勛復辟作亂，魯迅憤而離職；不過一周之后，張勛復辟的鬧劇草草收場之后，魯迅仍又返部工作。試想，此刻伏案描畫校徽的魯迅，心情應當不會太好，或許簡直可以用“沮喪”二字來形容吧。

事實上，從赴京任職之初至1918年之前，面對時局動蕩不定，政局變化無常之下的魯迅，憂憤交加之際，一直在“古學”中排遣苦悶，寄托志業。在此期間，經常抄錄古代碑銘，輯錄金石碑帖，校勘研讀古籍，購藏了大量拓片印本。所有這些生活情狀，在今存魯迅這一時期的書信與日記中，俱有不同程度的記錄與反映。據統計，魯迅曾經收藏的各類拓片，即便流失與毀損的數量不少，至今仍存有近6000張，足見其當年搜集之勤、觀瞻之頻。

從“影摹本”中汲取校徽設計靈感

了解到魯迅這段生活經歷之后，很自然地就會聯想到，北大校徽的構圖設計理念極可能受到秦漢瓦當圖案的影響，至少是從中獲得了某種啟發。

據專家考證，今存魯迅所藏瓦當拓片有169種317張，雖然在其所藏拓片總量上的所占份額不大，可這些拓片大多屬傳承有緒的名家舊藏，當時的市場價格就不菲，收藏價值本身也較高，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還是清代名臣端方舊藏。這些珍貴拓片，大部分為魯迅本人親自在琉璃廠選購。不過，據《魯迅日記》記載，魯迅選購這批瓦當拓片的時間，實為1918年至1919年之間，已屬北大校徽設計完稿之后一兩年間的事跡了。

其實，除了巨量的私人收藏拓片之外，魯迅還有一冊自己親手制作的、完成于1915年“影摹”的《秦漢瓦當文字》。所謂“影摹”，即以薄透紙張覆于原書（原圖）之上，完全按照覆透出來的字樣（圖樣）輪廓影跡勾描，以期達到與原書（原圖）幾乎一致的復制效果。換句話說，即是在沒有“復印機”的年代里，自己動手，以全手工的方式來復制文字與圖案。

據1915年的3-4月間，魯迅從錢稻孫和圖書館處借來程敦、羅振玉分別著錄的《秦漢瓦當文字》，兩相比勘考究之后，決意以清乾隆年間成書的程敦原著為底本，參以羅氏的一些考證與見解，“影摹”了一部《秦漢瓦當文字》。此舉前后共用了22天的時間，摹寫完了上下兩冊書，書中摹繪瓦當圖案141幅，手跡71頁，抄錄近萬字，每種圖后都附有詳細的考證資料。

如此看來，對秦漢瓦當的圖案、文字及整體形構，在魯迅的眼中筆下，業已經過了相當精熟的考察與研習。因此，設計北大校徽時的魯迅，將這方面的既有經驗與心得，滲透到設計過程中，應當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

時至20世紀30年代，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圖案，已在北大校內外普遍使用，開始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漸趨規范化與標準化。1930年印行的《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封面上就以壓凹印制的技術，印有這一校徽圖案，內頁所印校旗上也有這一圖案。緊接著，1931年《北大二十年級同學錄》，1935年印行的《國立北京大學一覽》，以及1936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中，所印校旗圖樣之上，也同樣印有這一圖案。

與魯迅“英雄所見略同”

聞一多設計的武漢大學校徽

回顧了一番北大校徽的設計史，了解了魯迅的設計理念與思路之后，自然而然還會聯想到另一位與其“英雄所見略同”，同樣也設計出了一枚造型趨同、構圖近似的大學校徽之設計者，那就是著名學者、詩人聞一多。

由聞一多設計的武漢大學校徽，其主體圖案仍是以小篆體“武大”二字上下列置，外圍圓框的造型。因為同樣面臨需要避免“頭重腳輕”的視覺壓迫感問題，聞氏在校徽圖案設計中，采取了與魯迅的處理方式趨近的手法，仍是在篆字橫向筆畫的處理上，盡可能延伸與分疏開來。不過，因為“武”字筆畫更為繁多，聞氏又在篆字筆畫的粗細度上做起了文章，將“武大”二字的篆文筆畫修描細化。這與魯迅所設計的北大校徽特意加粗篆文筆畫的做法，又恰恰相反。

聞一多所設計的武大校徽，與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呈現出另一番清新飄逸、舒展俊秀之感。這樣的設計思路與效果，恐怕與設計者早年的詩人氣質，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也有著高度關聯。

武漢大學的辦學歷史，可以溯至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清政府創辦的自強學堂，這是于1893年創辦的國內第一所公立現代大學。1928年7月，“北伐”勝利之后，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決定籌建“國立武漢大學”，委任時任湖北省教育廳長的著名化學家劉樹杞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后出任武大代理校長。與聞一多同為湖北人的劉氏，親自到南京去求賢請駕，力邀聞氏出任武大文學院院長。

時年僅29歲的聞一多，本已于1927年9月，受聘為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即今南京大學前身）文學院外國文學系主任。正值創作高峰期的聞氏，1928年當年出版了詩集《死水》，以及在《新月》雜志上發表了傳記文學作品《杜甫》等。可在同鄉劉樹杞的力邀之下，聞一多終于1928年8月，欣然赴任武大文學院院長。

當時的武大校址在武昌城內東廠口（現湖北教育學院內），聞一多則住在武昌黃土上坡三十一號錦園。在此期間，聞氏不但設計了武大校徽，還參與了武大的籌建、規劃工作，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選定。由其提議，將新校址的羅家山（又名落駕山）改名為珞珈山，充分體現了其詩人氣質和美學智慧。“珞珈”二字靈蘊氤氳，此山一經改名，仿佛為武大代言一般，迅即馳名，至今海內聞名。

西南聯大校徽

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特殊符號

說到三角形校章，在20世紀30-40年代的國內大學院校中，實不乏其例。三角形獨特醒目的外觀，要么彰顯穩定，要么突出銳利的視覺觀感，很容易被采用為徽章的外觀形狀。

不但三角形校章常用，三角形校徽也較為常見，其中最著名者，莫過于西南聯大校徽。西南聯大作為中國抗戰期間臨時組建的大學教育機構，乃是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遷至西南后方的名校聯合組建而成。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大學，其校徽也彰顯著這段特殊歷史的特別記憶。因此，這枚外形為等邊三角形，中分三棱（代表聯合組建的三校），“聯大”二字緊緊綴于三條棱線中央的校徽，雖然外觀造型與圖案內容都十分簡單，卻足以令對這段歷史稍有知悉者，產生強烈觸動與莫名感動。

抗戰爆發后，除西南聯大之外，其他部分學校還組建了西北聯合大學、西北工學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維持下來。三校合作聯辦八年之久的西南聯大，這一特殊歷史產物及其歷史實情，正如馮友蘭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所說：

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毋庸多言，這一段特殊的三校聯合組建之歷史，確實堪稱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校徽，作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特殊符號，也將隨之載入史冊。

梁啟超拈提清華校訓

校徽由此延伸而來

提到聞一多，則不能不提到其母校清華。時為1912年，聞一多以復試鄂籍第二名的成績考進了清華學校，成為當年42名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新生中的一員。

清華大學這所享譽世界的中國名校，其前身清華學堂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華”源于校址“清華園”之名，本是清政府設立的留美預備學校，其建校的資金源于1908年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

與北大、武大校徽的設計歷程不同，清華校徽可能并不是某一位設計者的獨創作品，并沒有類似魯迅、聞一多這樣的著名學者以一己之力擔負設計工作。僅就筆者所見所知，清華校徽極可能是“集體創作”的產物，是校方集合眾力，應時之需，集體創制而成的。

這一集體創作的緣起，乃是源自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1914年11月5日，梁啟超應邀赴清華做題為“君子”的演講，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當時的清華學子。此后不久，校方便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寫入清華校規，不久即成為清華校訓。

時至1916年，清華學校提出籌辦大學的計劃，得到當局外交部的批準。至1917年該校修建大禮堂時，又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刻制為巨型圓形徽記，鑲嵌于舞臺正額之上，以此激勵后學。

1918年4月25日，《清華周刊》總第138號印行，封面上首次出現了清華校徽圖案。這一圖案基本造型為三個同心圓構成的圓面，圓面外環印有中文校名（清華學校）、英文校名（TSING HUA COLLEGE）；中環印有八字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篆文字樣，內環中心則為五角星圖樣；三個環面邊緣皆呈繩紋樣式。

自此之后，1918年下半年的所有《清華周刊》（總第138號至第158號，共計21期刊物），封面上皆統一印有這一圖案。對于這一圖案，刊物中雖未有明確介紹與說明，可這已然表明清華校徽至遲從這一年開始，已經存在并開始應用了。

1925年，清華正式創設“大學部”；當年春，成立國學研究院，成為校內與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并列的三個相對獨立的教學單位之一。研究院聘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導師，文理并重的綜合大學格局漸趨成形。至此，清華從派遣留學逐步轉為培養本國人才，始創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

1926年11月25日，清華校評議會議上，確定并公布清華校徽圖案。這一圖案與之前《清華周刊》封面所印圖案基本一致，在細節上略有修整。譬如，將圓面外環邊緣的繩紋式樣改為齒輪狀；將圓面中環、內環面邊緣的繩紋狀式樣全部改為簡單無修飾的弧線；中環逐一區隔的八字校訓原有繩紋狀豎條，也隨之全部改為直線豎條等等。不過，原有徽記圖案中包括中英文校名、校訓在內的所有核心內容，乃至這些內容在各個環面上的排列順序等，俱未改動，一如既往。

1934年6月1日，《清華周刊》（第41卷第13-14期合刊）之“向導專號”印行，這一期刊物實為向有意報考及關注清華大學者的介紹手冊。此刊對外正式公布了清華大學校徽圖案，其基本形制沿用至今。

此刊正式公布的清華大學校徽圖案，基本造型仍為三個同心圓構成的圓面，外覆一圈齒輪狀邊緣。圓面外環為中文校名（清華大學）、英文校名（TSINGHUA UNIVERSITY），中環即為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篆文字樣，中心則仍為五角星圖樣。三個環面邊緣又回復到最初的樣式，皆呈繩紋樣式，只不過略加修整，更為精密規整。

南開大學校徽，八角星形的獨特光芒

南開大學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04年8月，著名愛國教育家嚴修與張伯苓等東渡日本考察教育，歸國后，即將嚴氏家館和王益孫家館合并，招收新生，并于1904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學。

此后得邑紳鄭菊如捐城西南“南開洼”地十畝，幾經周折，起建校舍。此處位于天津城西南的開洼地帶，向有“南開洼”之稱，簡稱“南開”。1907年秋，學校由嚴宅遷入新校舍，因所在地名改稱“南開中學堂”，后改稱“私立南開學校”，這是學校稱“南開”之始。

南開大學則創辦于1919年，設文、理、商三科，初次招收學生僅96人，周恩來為文科第一期學生。早期的南開大學作為私立大學，其經費除政府少許補貼和學費及校產收入外，基本賴于基金團體和私人捐贈。

1937年7月，南開大學慘遭侵華日軍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毀。同年8月，南開大學遷入湖南長沙，與北大、清華合組為長沙臨時大學。

南開校徽與南開大學校徽，從一開始是既有聯系，又各自獨立的兩個概念。南開校徽作為包括南開中學與大學的學校統一徽記，乃是南開中學與大學的總體象征符號，其主體圖案及造型，即為如今仍在使用，社會各界人士都較為熟悉的中心嵌入“南開”校名的八角星形圖案。而南開大學曾經還專門設計過盾形校徽（校章），中心為斜向線條分隔，印有中文校名和拼音“NANKAI”字樣。

八角星形外觀的校徽，非常獨特，與同一時期國內各大學院校常見常用的圓形、三角形外觀的校徽，有著明顯的區別。這一獨特外觀，有著穩固周全，又自帶光芒輝映的視覺感受。

然而，曾經專門設計的南開大學盾形校徽（校章），無論從徽記外觀上，還是圖案內容上，都較為普通。其外觀形制，幾乎就是徑直借鑒西洋家族、莊園、機構組織的常用徽記外形而來。或亦正因為如此，這一校徽（校章）的使用時間，較為短暫，可能僅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有過較小范圍的應用。

僅據筆者所見，1935年印制的《南開大學校民二四年班畢業紀念冊》封面，即印有醒目的八角星形的南開校徽。不過，此書內頁又專辟頁面介紹南開大學校徽，則明確印出了盾形校徽（校章）。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印制的“南開工業叢刊”的封面上，又出現了一枚以八角星形的南開校徽為核心圖案，外圍空心圓圈，圈中書寫英文“NANKAI UNIVERSITY,TIENTSIN”（即“南開大學，天津”）字樣的徽章。不難發現，這枚徽章的基本構圖與圖案內容，與如今使用的現行南開大學校徽都已頗為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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